專訪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蔡樂渭：與公眾感受脫節的數據已無現實意義，應公布疫情本身數據

每經記者 程雅    每經編輯 梁梟    

今日（12月25日），國家衛健委網站發布說明：“從即日起，不再發布每日疫情信息，將由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相關疫情信息，供參考和研究使用。”

自12月初我國調整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以來，疫情發展形勢出現了較大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陽”了，疫情數據統計也成為一大難題。

“的確，疫情新形勢之下，數據的采集與發布面臨客觀困難。但是，疫情數據是當前疫情發展的核心信息，沒有相對完整的疫情數據，人們無法對疫情作出適當的判斷，從而也無法真正有效地‘做自己健康第一責任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蔡樂渭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

疫情信息公開仍具重要意義

NBD：在您看來，是否有必要公開疫情數據？

蔡樂渭：在新的形勢下，政府的統籌與組織仍然是走出疫情的關鍵所在。但政府的工作需要公眾配合，在這個過程中，疫情信息的公開仍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首先，疫情信息的公開，是保持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從2003年非典疫情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漢發展之初，我們在信息公開方面都曾出現過明顯不足，帶來了深刻的教訓。當然，對教訓的歸納與總結，也讓我們三年來做到了堅持疫情信息公開。

在新形勢之下，盡管人們對疫情形勢的判斷和承受力已非當初可比，但疫情信息不公開或公開不完整，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謠言的傳播和一定范圍內人們的恐慌。若無相應信息的公開，這種恐慌可能進一步發展，乃至帶來防控秩序的混亂。比如，在特定城市，疫情明明還未到來，人們卻因信息不足，開始搶購防疫物資，導致物資短缺。因此，公開盡可能完整和準確的疫情信息，對保持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已經在這個問題上吃過虧，不應再次于此問題上“摔跤”。

其次，疫情信息的公開，也是讓公眾“做自己健康第一責任人”的需要。公眾要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絕不意味著公眾只能消極被動地等待疫情到來，承擔疾病帶來的不利后果，而是意味著他必須對疫情有起碼的判斷，做出自己作為第一責任人應有的反應，如采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準備必要的藥品等。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必須以盡可能完整、準確的疫情信息為基礎。比如，人們需要了解，所在地區或城市，疫情是不是已經到來、有多少比例的人員已經被感染、藥品供應是不是緊張等等，從而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再次，疫情信息的公開，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平衡的基礎。三年疫情，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局面不能再延續下去。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我們疫情防治策略轉變、疫情防控措施調整轉變的原因。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就必須從疫情中走出來，不能被疫情嚇倒，也不能輕視疫情，該防控時防控、該治療時治療，該參加社會經濟活動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而這種行為模式的改變，必須基于人們對疫情的判斷，信息公開則是對疫情作出正確判斷的基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疫情信息的公開，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平衡的基礎。

應公布疫情本身數據和相關醫療數據

NBD：您認為需要公開哪些方面的數據？

蔡樂渭：此前，國家衛健委公布的信息主要包括新增和累計的確診病例、重癥病例。但問題在于，這個數據僅僅包括從特定渠道收集到的經特定機構認定的數據，而不是全部的感染者數據，也不包括可以在醫學上確診的全部數據。從12月初以來，新增確認數據大致為每日數千例（主要集中于兩三千例），而死亡數據則為個位數。這一數據與一般公眾的感受是完全脫節的，當如北京這樣的城市里，人們普遍感覺到身邊的熟人大部分已經經歷了感染，官方公布的數據卻僅有數百例。又如，12月23日，青島市衛生健康委負責人向媒體介紹，按照監測數據推測，青島目前每日新增感染量為49～53萬人，接下來數日將在此基礎上以10%增速增加。青島只是眾多城市中的一個，其感染數據與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可見，如果仍然只公布每日數千例的確診數據，那么這個數據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既不能為決策提供參考，也不能為人們所信服，還會損害政策的公信力。因此，無論由衛健部門還是疾控機構負責發布疫情信息，之前口徑下的數據，都應該停止繼續公布，以免不了解疫情形勢的人受到誤導，以為疫情已經受到了嚴格控制，從而懈怠防控與治療準備；同時也避免政策公信力受到損害。即便有必要繼續予以發布，也應進行專門說明，明確這一數據僅僅是按某一口徑和途徑收集到的數據，而并不是全部的確診數據。

當前形勢之下，人們迫切需要了解的疫情數據遠遠不止目前所公開的局部數據，有關機關應該擴大采集和公布疫情數據。這些數據至少應該包括疫情本身數據和相關醫療數據兩個方面。

在關于疫情本身數據方面，包括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是多少、一定范圍內的感染率是多少，重癥數量和重癥率是多少，死亡病例是多少等；在醫療資源數據方面，包括入院診療數量、住院數量、空床位數量、診療需求與可提供的診療資源之比例數據等。另外，針對搶購藥品等情形，也應考慮公布一些重要藥品的提供能力、生產數據、存在缺口等數據。當上述數據都得以公開后，人們方可對當前疫情形勢作出基本判斷，調整自己的行為，作出自己的決策。即便總體醫療資源仍然存在不足，也可促進防控和治療的有序開展。

關于疫情信息的發布主體，之前的做法是國家衛健委統一發布疫情信息，地方衛健部門則相對較少發布相關信息。事實上，是否由作為行政機關的衛健部門發布信息并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只要由權威性機構（如疾控機構）公開疫情信息，其效果都是一樣的。在發布層級上，不只是全國層面上應有權威機構發布疫情信息，縣級以上行政區域范圍內，都宜有相關機構發布疫情信息，以保證公眾不只了解全國性、全省性的疫情信息，更了解與自身更密切相關的所在區域的疫情信息。

NBD：但現狀是，很多感染者都不再進行核酸檢測，往往在家做抗原便得出結果，這種情況下，應如何進行數據統計？

蔡樂渭：誠然，正如國家衛健委12月14日所指出的，由于當前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實行愿檢盡檢的策略，許多無癥狀感染者不再參加核酸檢測，準確掌握無癥狀感染者的實際數量和其他相關數據的確存在困難。但是，這些困難的存在并不是放棄采集和公布無癥狀感染者數據及其他相關數據的充分理由。至少，它不是放棄采集和公布有癥狀而未入院治療的感染者數據的理由。

事實上，相對于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而言，我們在疫情數據的采集方面有著更強大的制度優勢，完全可以比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做到更好。我們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非一般國家可比；過去三年，我們在防控的過程中更建立了強大數據采集體系。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優勢，去采集和公布疫情所需要的信息。比如，對抗原自測陽性的感染者，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確定其上報陽性信息的義務，這樣，就可以得到至少相對完整和準確的感染者數據。只要把這部分信息采集、處理和公布，就可以使得我們的疫情信息更符合常識、更具可信度，更可對疫情的防治起到參考和指導作用。

如何確定新冠死亡的統計標準？

NBD：您前面提到，要公開新冠的死亡病例。在您看來，如何界定因新冠導致的死亡？

蔡樂渭：12月20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表示，由于新冠病毒導致的肺炎、呼吸衰竭為首要死亡診斷，歸類為新冠病毒感染導致的死亡；因其他疾病、基礎病，比如心腦血管疾病、心梗等疾病導致的死亡，不歸類為新冠導致的死亡。

如何判斷新冠感染者的死亡原因，是一個科學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在相關指南中對新冠死亡進行了界定，即所謂“冠病疑似或確診病例因臨床上相符合的病情導致的死亡”。但即便這樣，各個國家對此定義都有著自己的詮釋。有一些國家采取了和中國更接近的嚴格的界定。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定義因為新冠導致的死亡，是一個國家主權所在。

相關公開資料顯示，近日以來，殯儀館等機構持續處于高負荷運轉之中，廣州市殯葬服務中心在廣州市民政局官方微信公號發布公告建議，辦喪群眾“盡量延后辦理出殯等相關業務”；官方媒體也公開報道，許多年邁甚至相對年輕的著名人士都于近日身故。這說明，近期死亡的人數相較于平常是明顯增多的。若按最新的標準，則無法解釋這些人士集中高發地死亡的原因。

因此，國家有權對新冠死亡等統計標準進行確定，但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開放社會之下，相關的統計標準也需要考慮與大多數國家所采取的通行標準盡可能保持一致或接近，如此才可能與國際上多數國家進行疫情方面的溝通和交流，更好地樹立我們國家的良好國際形象，促進我們更快地走出新冠疫情。即使我們堅持自己的標準，也有必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供可比較的數據，比如，新冠陽性之后因基礎病而死亡的、不屬于新冠死亡的數據，以有利于開展國際的交流與溝通，也有利于人們作出盡管是個體的、但對整體防控和治療極為重要的分析和判斷。

總而言之，對疫情信息予以盡可能完整、準確和符合常識的公開，是保障公民知情權、讓公民真正成為自身健康第一責任人的需要，是促進疫情防治、讓我們盡快從疫情之中走出來的需要，更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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