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萬億俱樂部”勞動人口可持續競爭力報告》發布：深圳成都強勢“收割”大學生

每經記者 楊歡    每經編輯 劉艷美    

2022年，成都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20817.5億元。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及成都7座城市經濟總量超過2萬億元，加上正在全力沖刺的武漢和杭州，“2萬億俱樂部”塔尖陣營不斷壯大，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2萬億，意味著城市規模和能級躍升，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與擔當。隨著我國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些塔尖城市勢必要承擔起為高質量發展探路的重任。勞動生產率是衡量經濟發展效率和潛在增長動力的核心指標，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定性表述。

2月24日，每日經濟新聞·城市進化論聯合智聯招聘重磅推出《“2萬億俱樂部”勞動人口可持續競爭力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瞄準9座“2萬億俱樂部”成員（準成員），以勞動生產率為尺，從勞動力供給、經濟增長、產業轉型及人力資本等維度來看，塔尖城市中誰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更優，誰又有望率先破題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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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稀缺性增強 深廣蓉人口增勢顯著

改革開放40多年間，我國不僅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也經歷了超大規模的人口轉變。2022年，中國出現近61年來的首次人口負增長，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9.4億人后開始下降，十多年間已減少超過6000萬。

作為最具帶動能力的區域增長極，“2萬億俱樂部”城市既是經濟增長排頭兵，也是人口增長主力軍。對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十年間9座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穩定增長，其中深圳、廣州、成都常住人口分別增長713.61萬人、597.58萬人、581.89萬人，年均增長率分別達5.35%、3.93%、3.31%，成為最大贏家。

在人口不斷增長的同時，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成為2萬億城市一大隱憂。一方面，社會、家庭養老負擔隨之加重；另一方面，則會造成勞動力短缺。不過受益于強勁的人口吸引力，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余七城勞動年齡人口仍保持正增長。與常住人口增長格局一樣，深圳、廣州、成都也是十年間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最高的城市，分別增長493.85萬人、394.74萬人、326.48萬人。

人口流動的基本邏輯是“人往高處走”，按照北大經濟學教授周其仁的分析，當經濟密度高于人口密度時，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從“經濟-人口比”來看，9座城市都顯示出繼續集聚人口的趨勢。不過縱向對比十余年變化，除重慶外，其余8座城市“經濟-人口比”均呈下降趨勢，其中深圳、廣州、蘇州降幅明顯。

對此，《報告》指出，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到來，必須更快、更好地從“人口紅利驅動”轉向“人才紅利驅動”，以人力資本提升積極應對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各類風險挑戰。

以生產率驅動經濟增長 重慶蘇州“分化”明顯

勞動力市場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城市經濟發展理念也隨之變化?！秷蟾妗分赋?，城市的發展優勢逐步由勞動力規模優勢轉向以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的勞動力競爭優勢。

所謂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指地區生產總值與從業人員人數的比率。該比值越高，說明每個從業者的勞動對GDP增長的貢獻越大，其勞動的含金量也就越高。從絕對值來看，2020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1.78萬元/人。作為中國經濟領頭羊，9座城市勞動生產率均高于全國均值，其中北京、上海最高，達到全國平均水平2倍以上。

縱觀九座城市，每一次跨越萬億級臺階時，幾乎都會伴隨勞動生產率的一次“躍升”。2021年，京滬同時升格為“4萬億”城市，勞動生產率攜手跨過30萬元/人。而同處“2萬億”梯隊的重慶和蘇州，“分化”尤為明顯——

2017年，重慶GDP突破2萬億時，勞動生產率僅為12.09萬元/人；2020年，蘇州跨越2萬億臺階，同期勞動生產率（26.99萬元/人）是前者兩倍有余。也就是說，同樣經濟體量下，蘇州的勞動含金量更高，重慶則更依賴“人口紅利”下的規模效應。

眼下，9個塔尖城市也已劃定下一步經濟目標。比如，北京市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未來五年，經濟總量突破5萬億大關，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員勞動生產率保持全國領先；剛剛結束的成都市兩會提出，到202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地區生產總值超過3萬億元……

一方面是量的增長，一方面是質的提高。當前，“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要高于GDP增長”已成為我國“十四五”重要目標。落腳在九座城市身上，面向“十四五”，蘇州提出GDP目標增速為6%左右。勞動生產率目標增速為6%；成都提出6%-8%的GDP目標增速，同時明確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GDP增長；深圳則是唯一勞動生產率增速目標低于GDP增長目標的城市。

人力資本持續提升 深圳成都繼續“收割”

要想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方面應通過科技創新等方式提高經濟效益，從而讓“分子”更大；另一方面，要加強高技能人才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使得“分母”更小。如《報告》所說，人力資本可視作簡單勞動的“倍乘”，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以及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關鍵因素。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本角度，對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十年間9座城市人力資本持續提升，從年均增速來看，深圳以年均增長10.72%，位列九城第一，成都和杭州分別以8.47%、7.86%的增速，排名二、三位。

應屆畢業生是勞動力市場的生力軍，也是城市“搶人”的主戰場。2012年以來，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平均每年超過1300萬人，而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1076萬，若能實現充分就業，絕大多數新增就業人口將是高教育素質人口。

通過應屆生人才流入占比數據來看，作為高素質人才蓄水池，應屆畢業生向一線城市聚集趨勢明顯。北京應屆畢業生流入占比連續五年位居九城之首，上海次之。京滬以外，廣州、深圳及成都也稱得上應屆生人才“收割機”。

《報告》認為，人才的流動關乎城市吸引力，除了“待遇留人、環境留人、感情留人”外，更關鍵的是要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產業。

從當下城市轉型高度聚焦的五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和數字經濟）來看，2022年9座城市人才簡歷投遞量占比總和，均明顯高于城市提供職位數占比總和，意味著“塔尖”城市對于新興產業人才的聚集效應更加明顯，以成都為例，2022年提供的新能源產業相關職位占全國的2.55%，而投遞簡歷的人才數量則達到了5.65%，彰顯強大的吸引力。

不過《報告》也指出，一方面，求職需求高度集中，加劇了求職競爭；另一方面，城市新興產業提供崗位不足，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出。當前，各地均面臨新興產業需求與人才供給不匹配的問題，亟待進一步優化人才結構，使更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與更高水平的產業結構相適應，真正釋放“人才紅利”。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