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向法官妻子行賄30萬，被認定金額較小，不移送檢察機關，當地司法局回應

每經編輯 孫志成    

近日，陜西一名律師行賄事件引發關注和討論。西安市司法局網站13日公布了一則《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對陜西尊本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某作出停止執業六個月的行政處罰。處罰原因是劉某送給法官的妻子30萬元，但劉某因為主動配合監察機關調查取證，行賄金額較小，同時，在追訴前能主動交代行賄問題，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經集體研究，綜合考慮“三個效果”，對劉某律師的行賄問題，不移送檢察機關。

就此事件，紅星新聞記者聯系了尊本律師事務所，該律師事務所一工作人員表示：“需要向司法局了解情況，我們不方便回應。”雁塔區司法局則表示不清楚；西安市司法局對紅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正在調查此事，詳情可關注后續發布的相關通報。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印波和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冠男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均表示，根據處罰決定書，既然劉某犯罪較輕，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對其免除處罰，不予追訴，符合法律規定和政策要求。

律師向法官妻子行賄30萬 

被認定“行賄金額較小”，不移送檢察機關

西安市司法局出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3月6日，西安市司法局收到關于陜西尊本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某相關問題線索。經雁塔區司法局調查及西安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與劉某律師談話查明，在2021年，劉某律師在代理中國長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陜西省分公司訴西安融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案件期間，作為西安市融發房地產有限公司代理律師，以影響案件辦理結果為目的，送給張某某（原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審判員、二級高級法官王某某之妻）現金30萬元。

處罰決定書提到，紹興市監察委員會在對王某某案件調查中，認為劉某律師主動配合監察機關調查取證，行賄金額較小。同時，在追訴前能主動交代行賄問題，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行政處罰書明確，最終對劉某律師的行賄問題，不移送檢察機關。

5月20日，雁塔區司法局向西安市司法局建議對劉某給予停止執業六個月的行政處罰。

西安市司法局認為，劉某的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介紹賄賂或者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依法辦理案件。”

西安市司法局最終決定對劉某作出停止執業六個月的行政處罰。

對于律師向法官妻子行賄30萬元被認定金額較小，給予停止執業六個月的行政處罰一事，引發關注。

紅星新聞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找到了涉事律師劉某在2021年所代理的西安市融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陜西省分公司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二審民事判決書。其中顯示劉某所代理的一方西安市融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要求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或改判駁回長城資產公司全部訴訟請求，一、二審案件受理費由長城資產公司承擔。但法院的二審判決駁回了其上訴，維持原判。

紅星新聞記者聯系尊本律師事務所，一名工作人員稱：“需要向司法局了解情況，我們不方便回應。”雁塔區司法局則表示不清楚；西安市司法局對紅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正在調查此事，詳情可關注后續發布的相關通報。

專家說法：

“不予追訴”符合法律規定和政策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印波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涉及公職人員的行賄犯罪，主要由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行賄罪和第三百九十條之一規定的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組成，通過將有影響力的人納入刑事打擊的一環節，形成“以權力行使者為核心，以權力威脅者為嵌合”的完整打擊圈。律師向法官妻子行賄的行為，既可能涉及行賄罪，也可能涉及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兩罪均以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構成要件要素。

對于司法局“犯罪數額較小不移送檢察機關”的認定，印波表示，刑事犯罪認定具有復雜性，根據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只要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無論涉及行賄罪還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都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僅從犯罪數額進行認定，則應當嚴格進行刑事追責。但賄賂犯罪作為一種基于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秘密勾結的特殊犯罪，其犯罪發現與偵破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因此也形成了“口供”在賄賂犯罪認定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實踐難題。這使得在賄賂行為被發現后，受賄人與行賄人之間結成對抗同盟，共同對抗偵查，成為逃避刑事處罰的最優解。為了打破這種偵查上的“失衡”，破解受賄人與行賄人之間的“同盟關系”，刑法第三百九十條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印波稱，需注意的是，該案中律師的出罪認定是政策與法律相結合的結果。第一，律師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問題，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其出罪客觀上符合刑法規定。第二，涉案法官在司法系統中舉足輕重，從政治效果看，應當認定為重大案件。第三，對行賄人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之規定，符合立法之初衷，能夠對其他受賄者形成強大的心理震懾，瓦解受賄人、行賄人之間的特殊信任，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

印波還提到，犯罪數額是刑事犯罪認定的客觀一面，但對犯罪數額具體評價必須與具體個案相匹配，在個案中實現法律的正義與效果。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冠男表示，根據刑法和《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劉某行賄30萬元，已達到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入罪門檻，但未達“情節嚴重”的要求，應對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認為其犯罪數額較小，犯罪情節較輕。

趙冠男表示，關于“行賄罪的處罰規定”，實際上是基于行受賄犯罪的懲處實踐，從有效偵破行受賄犯罪的現實需求，作出的刑事政策上的特殊寬宥規定。根據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適用規則，以上規定對于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亦存在適用可能。既然劉某犯罪較輕，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對其免除處罰，不予追訴，符合法律規定和政策要求。

趙冠男認為，在“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政策指引下，行賄犯罪處罰偏弱的問題日益引起關注。但需注意的是，“一起查”并非意味“受賄行賄同罪同罰”，而是要求加大行賄犯罪懲處的密度。懲處的強化，也非一刀切地適用嚴刑峻法，而應遵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

律師分析：

不移送檢察機關參考刑法中減罪情節

北京大成（西安）律師事務所律師谷盼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律師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介紹賄賂或者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停止執業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處罰，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規定還著重強調了，律師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陜西漢廷律師事務所魏楨培律師認為，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客觀公正地開展。本案中，律師通過向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進行利益輸送的方式，來影響案件辦理結果，屬于以違法方式謀求不當利益，且金額達到立案標準的，可能涉嫌行賄犯罪。

但同時，3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中亦有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調查突破、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此，司法機關在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的基礎上，有權依法做出不移送、不起訴等決定。

編輯|孫志成 蓋源源

校對|何小桃

封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圖文無關）

本文轉自：紅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