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浪潮暗含平臺間的激烈爭奪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李直：對算法結果責任的劃分越來越重要

每經記者 楊煜    每經編輯 文多    

數字技術正在帶來新的壟斷與剝削嗎？

從被算法“投喂”的短視頻用戶，到“困在系統里”的騎手，數字技術發展中的一些消極面正引起更廣泛而深刻的討論。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在其著作《技術封建主義》中，系統闡釋了隱蔽在數字經濟浪潮下的那些負面特征。

近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技術封建主義》一經面世便登上豆瓣商業經營圖書熱門榜前列。

什么是“技術封建主義”？這并不是說數字技術造成了現代社會的倒退，迪朗認為“技術封建主義”是一種假說。這一名詞的含義是數字技術正在讓社會的運行重現封建社會的一些特征，包括封建社會經濟運行中的租金邏輯以及封建領主實施的超經濟的強制。在迪朗看來，網絡空間正在成為新的“領土”，算法治理通過各種概率預測，剝奪了主體挑戰現實的能力。

那么，一些“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在我國是否存在？這種情況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哪些啟發？圍繞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近日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進行了對話。

李直提出，“技術封建主義”揭示了一些數字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特征，例如算法控制中的超經濟強制、平臺的租金轉移機制以及平臺對社會互動的控制，要更好地引領數字經濟發展，需要正確地把握“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算法控制中的超經濟強制

我們已經可以從一些案例中捕捉到“技術封建主義”生長的痕跡。例如，騎手在平臺算法影響下的困境，社交媒體用戶會陷入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不同功能平臺之間的高度隔離，互聯網巨頭對“資源”的激烈爭奪??

李直提出，“技術封建主義”帶有一定的一般性，互聯網巨頭采取的一些行為也在“塑造”著“技術封建主義”。不過，“技術封建主義”不是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簡單否定，而是對數字經濟運行特征的描述，更好地引領數字經濟發展，需要正確把握“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

NBD：互聯網平臺的哪些行為構成了“技術封建主義”的基礎？

李直：我國平臺的發展也在塑造“技術封建主義”。這不僅是平臺和數字資本具體的競爭策略選擇的結果，更是平臺技術運行架構特征的結果。

第一，平臺的許多形式正在重塑封閉的“封建領地”的邏輯。平臺是一個高度封閉的系統，就像封建領地一樣具有明確的邊界，導致不同功能的平臺之間的高度隔離。例如利用搜索引擎和瀏覽器已經無法搜索和瀏覽小紅書和知乎這些內容平臺的具體內容。

第二，平臺的算法控制邏輯形成了平臺對用戶的超經濟強制。平臺運行的核心是以用戶的數據為基礎，不斷地對用戶在平臺上的活動進行優化與即時的控制。盡管平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但是卻又限定了用戶能夠進行的選擇。

第三，平臺正在通過網絡外部性提高用戶退出平臺“封建領地”的成本。例如隨著一個人同所有熟人的溝通和工作安排都是通過某個App進行，那么選擇不使用這個App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這最終會“強迫”一個人去使用這一App。

第四，平臺正在擴展租金的邏輯。最常見的租金就是因使用平臺基礎設施而支付的費用，例如使用云計算和云存儲能力的付費，以及平臺從商品和服務中的抽成。其次，還有用戶向平臺支付的大量廣告費用，包括為了讓商品可以在搜索結果中有更好的排位而給搜索引擎和在線購物平臺支付的費用。傳統的通過知識產權獲得租金的方式也正在平臺化，例如向知網支付的下載論文的費用。最后，軟件的使用也在從一次性的買斷制轉向月/年租制，其中的租金邏輯越發凸顯。

NBD：因算法導致的“騎手困境”曾引發廣泛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李直：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外賣騎手面臨的“騎手困境”的問題既是“技術封建主義”的超經濟強制特征的體現，也受到平臺資本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進行策略選擇的影響。

算法控制是一個無人化的自動控制過程，這無疑增加了平臺對外賣騎手的控制能力。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騎手越是為了符合送單要求，將送單時間控制在規定時間內，就越會導致新計算出的送單時間縮短，這就會導致騎手勞動強度增大、進行危險騎行等問題。但與此同時，騎手似乎也沒有任何辦法去對算法的結果進行反抗。

但還存在一個隱藏更深的問題，那就是誰來承擔算法控制結果的責任。在現實中，平臺更傾向于將算法塑造為完全客觀獨立的計算過程，而非平臺獲得收益的關鍵，進而規避了相關的責任。

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里談到的算法結果的責任問題，因為隨著我國社會智能化程度的提升，算法控制必然會成為越來越多領域的組織和控制原則，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對算法結果責任的劃分勢必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例如近半年來，隨著我國智能駕駛技術的普及與發展，開啟智能駕駛后所引起的事故的責任，究竟應該由消費者還是廠商來承擔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熱點的話題。

圖片來源：豆瓣截圖

當平臺操縱社會互動 如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

數字技術的馬車仍在疾馳，數字經濟的浪潮不會停歇。不過，“技術封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觀察視角，引導數字技術更好地滿足人們美好生活的需要。

近年來，我國政府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反壟斷監管、出臺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在李直看來，這些舉措的確解決了消費者面對的一些問題，包括平臺“殺熟”、平臺二選一、算法過度利用成癮性進行內容推送等。不過，李直也強調，在平臺壟斷和發展問題的背后，還要看到平臺對“操縱社會互動”的巨大權力的掌握，進行系統性的政策構建。

NBD：在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中，如何平衡創新與反壟斷、算法控制與用戶權益之間的關系？

李直：只要接受了平臺，就必須接受平臺會控制社會互動這個現實，這是平臺發展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權力結構性變化。換言之，只要接受平臺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避免社會控制的權力向平臺轉移，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阻止這種變化。而我國未來一定會朝著智能化社會的方向發展，平臺的作用只會不斷地得到鞏固與加強。

所以，這里存在的一個更隱蔽的問題是，如果社會控制的權力越來越向私有化的平臺集中，要如何防止私有資本對社會控制權力的濫用？

濫用平臺控制社會互動的權力隱藏在很多平臺壟斷和發展問題的背后。歸根結底，我們得根據不同功能的平臺所掌握的具體社會權力來對它們進行合理的管制。

另外，平臺可以依靠網絡外部性、平臺之間的互補性以及平臺與硬件之間的相互搭配形成大規模的壟斷。在租金邏輯的影響下，有可能對創新產生兩方面影響：其一，平臺只注重對可以獲得更多租金和可以擴張壟斷邊界的技術進行投資；其二，平臺獲得太多租金可能會對其他人有負面影響，這類似于過高租金對實體商業中心和餐飲業的負面影響。

如果不能認識到平臺的特殊性，純粹從治理壟斷的角度出發，并不能完全解決這里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從平臺壟斷社會互動控制權力這個角度來進行系統性的政策構建。我國目前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就遵循了這個思路，也就是既要強調平臺本身的發展，也要強調平臺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正是基于這種認知，才會提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這一組概念。當然，這也符合我國政府一貫的政策導向，那就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設定政策的基礎。

NBD：全球比較來看，您認為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有哪些特點？是否可成為其他國家的借鑒對象？

李直：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模式當然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意義，只是平臺已經有了接近20年的發展歷史，想要獨立發展數字經濟體系的困難程度在不斷地增加。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以下三個方面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

第一，必須要堅持技術上的獨立自主。獨立的平臺體系可以說是整個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目前全球只有中國和美國有比較完整的平臺體系，所以也只有這兩個國家的數字經濟展現出比較良好的發展態勢。當然，美國平臺的國際化做得更好，也對全球的數字經濟有著更強的控制力。

2019年，僅僅依靠不允許華為手機安裝谷歌套件，美國就扼殺了在歐洲具有不錯發展勢頭的華為手機。

此外，歐洲近年來也在不斷嘗試從隱私和稅收的角度限制美國平臺的擴張，但是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政府必須在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才能充分發揮平臺的功能，并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硅谷宣傳的自由市場和企業家精神的烏托邦故事不同，互聯網最初的發展就是為了滿足美國軍方的通信需求，所以說互聯網本身就是非市場的、依托于國家創新體系的產物。而政府也一直在推動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我國的通信技術在2G到3G時代還相對落后，但是此后，政府一直在推動4G和5G網絡以及光纖網絡的建設。我國目前無論是網速還是網費的便宜程度都在全球名列前茅，更不用說政府支持的偏遠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大大提高了數字經濟的覆蓋率。

第三，最重要的還是政府要有能力，也要有魄力去制定發展政策，并遏制數字經濟的不良發展趨勢。我國目前的數字經濟發展政策非常系統，既有支持平臺自身發展的政策，也有考量如何充分利用平臺功能的政策，還有促進技術薄弱環節突破的政策。此外，整個數字經濟也被嵌入到更宏觀的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等政策體系中。針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政府也采取了比較及時的監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