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工業園下一站：創新建模師？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孫志成    

Web3.0風口尚在涌動，剛接受巨量熱錢“洗禮”的新加坡，再次將“賭注”投向AI領域。

今年初，新加坡對外宣布，未來5年將向AI計算領域投入超過10億新幣（約合人民幣53.5億元），并讓AI從業人員到2029年翻三倍。

一個更為具體的嘗試來自新加坡政府旗下的產業規劃方裕廊集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其表示將在晶圓制造產業園中增加11%的土地用于招標，通過吸引頂尖半導體工廠來切入AI賽道。

即便對于被外界認為未能搶占國際競爭先機、又頗為前沿的AI產業，制造和園區仍是新加坡屢試不爽的絕對領域和優勢“賽道”。

發跡于上世紀60年代裕廊鎮的新加坡工業園模式，不僅成為新加坡無中生有實現工業立國的基礎，還通過“政策輸出”的方式帶動蘇州工業園、天津中新生態園等的發展。

眼下，工業園正在新加坡進化為創新源泉，讓包括半導體等先進制造業實現再次生長，推動新加坡成為《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之首。

對于期望孕育未來產業的中國產業園而言，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參考——對于通常依賴市場自發形成的創新要素，是如何在新加坡產業園的“有形之手”下“設計”出來的？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鄭雨航 攝

為創新“建?！?/span>

2015年，在對歐美諸多創新區展開為期一年調研后，布魯金斯學會的Bruce Katz、Jennifer S. Vey和Julie Wagner三位學者得出結論：即便貼上“創新區”標簽，并不意味著就能形成創新區。

當時，創新區正在取代工業園成為不少國家打造園區的新潮流。盡管有肯德爾廣場和22@巴塞羅那等先驅標定了創新區的形態，但更多的創新區淪為地產營銷噱頭下的“失敗品”。有研究者分析原因稱，與依賴實體資產的工業園區相比，創新區所需的是一種知識密集生態，難以套用現有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思路。

創新如何由園區“制造”出來？答題“接力棒”傳遞給以“強政府”著稱的新加坡。2016年，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杰在作預算報告時宣布，新加坡將打造一個全新的“裕廊創新區”（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 JID），并將其稱為“未來的產業園”。

今年，在破土動工2年后，占地620公頃的創新區已分階段建成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區也是新加坡工業園的“延續”——其位于裕廊工業園的一側，所在地“裕廊西”曾是知名“睡城”。仲量聯行報告顯示，到去年底，JID已吸引超過100家制造業價值鏈關鍵企業和機構，其中不乏博世、西門子、現代、牧野等知名企業的分支機構或研發機構。

一如裕廊工業園，創新區誕生便自帶濃厚的政府規劃色彩，其背后正是作為新加坡工業園規劃和運營官方機構的裕廊集團。

上世紀60年代，成立初期的新加坡面臨嚴重的高失業率問題，為了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紡織業等輕工業，新加坡著手開發建設裕廊工業園，并在1968年催生出“裕廊鎮管理局”，專門負責管理裕廊與全國工業區。進入21世紀后，裕廊鎮管理局先是“變身”為裕廊集團，而后與新加坡建屋發展局下屬的盛邦國際進一步整合成立盛裕集團。

創新是裕廊集團無法回避的課題。特別是到了新世紀前夕，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對新加坡騰飛發展模式提出“不可持續”的質疑，不僅“震動”了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更加劇了有關“新加坡創新能力何在”的討論。裕廊集團隨機推動新一輪園區打造，重點被放在研發與科技類園區上。

多年后，裕廊集團的新思路凝聚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創造明日產業空間”的報告中。時任裕廊集團CEO黃南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裕廊集團的角色已經轉變成創造創新——從過去單純建設基礎設施，轉換成打造軟環境、推動地區營造，甚至會具體到設計和組織各類活動。

第四種模式

而亦如同其工業園區，新加坡獨具特色的園區創新轉型模式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一個焦點在于，新加坡政府主導的規劃方式與創新資源聚合所需的“活力社區”是如何實現有機適配的？

布魯金斯學會的Bruce Katz和Julie Wagner曾總結了三種創新園區的發展模式。

最著名的一種莫過于以硅谷為代表的“錨定加”模式，以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創新機構為“錨”，拓展出一系列包含創新企業、轉化機構以及相應產業鏈上下游的創新生態。

以硅谷為“模版”，后來者又進一步衍生出新的園區形態。而與硅谷集中在城郊不同，他們大都出現在城市中心區。

一種是巴塞羅那22@創新區為代表的市區改造更新模式。位于巴塞羅那東北側老工業基地Poblenou區曾陷入蕭條。巴塞羅那奧運會前夕，當地政府借該地塊編碼22a對其重命名22@，推動遺產保護、廠房修復，新建創意建筑。通過創意設計帶動創新，22@逐漸演變為當地“超級街區”，吸引超過4500家企業入駐，帶動逾10萬個就業崗位。

另一種是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科技園”為代表的市區科技園模式。與“錨定加”模式的最大區別在于，其更有效發揮了市區黏合創新資源、提升功能混合的效應。

而反觀新加坡，則是在綜合了三者優勢的基礎上，通過一種類似“片區開發”的方式，將科技園區擴展成為一整個鎮區。換句話說，比起讓創新園“返回”市區，新加坡直接將其打造成為新城的市中心。

在新加坡2019年發布的城市總規草案中，一次性出現了三個新規劃的片區，除了JID之外，另外兩個是同樣位于裕廊片區的裕廊湖區（Jurong Lake District, JLD）和大士港口。裕廊湖區與JID相距不遠，定位是新加坡第二個CBD，由此，JID也將一并升格為CBD的周邊片區。

這讓JID在擁有類似硅谷的創新條件之下，走向了與硅谷不甚相同的發展方向。事實上，作為JID覆蓋五個組團之一，南洋理工大學恰被賦予類似斯坦福大學的作用，正是JID的創新之錨。

而即便對于創新區本身，新加坡也并非單獨規劃。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Jean Chia撰寫的一則分析文章中提到，早在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就已推進創新區的早期規劃，并在烏節路西側打造了新加坡科技園。由此開始一路向西到南洋理工大學，是新加坡的“科技走廊”。90年代新加坡打造的另一個重要的科技區——緯壹科技城也位于這一范圍當中。

由此，連點成片、連片成網，這些片區共同構成了一個以科技為名的市鎮。這個市鎮功能完整、要素齊全，并且自成體系，反過來也能更好地為科技創新進行針對性的調整與變革。

再定義制造

以一個完整城市形態來發展制造業，也是新加坡以工業園模式探索制造業發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

有人指出，裕廊工業園的工業化過程，也是新加坡城市化過程的縮影。秉持著總體觀和人文觀，工業區重視用地合理利用，綜合考慮人居生活的各種需求，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漸發展成為配套體系齊全的工業基地和環境宜居的新型工業城鎮。

當時，不少亞洲國家的工業園區仍是廠區形態，制造是園區一切設計的中心，難言人居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正是通過工業園規劃再定義制造，讓人回歸制造中心。而在新加坡“花園城市”的總體定位下，裕廊工業園還被冠以“花園工業鎮”的稱呼。

這一點，在其探索向外“政策輸出”時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

1994年，在裕廊工業園的經驗滋養下，蘇州工業園破土動工。有資料顯示，蘇州工業園曾考慮以“industry city”為名，盡管因種種理由最終改為“industry park”，但足以見得，以“城市”為藍本打造一直是蘇州工業園學習裕廊的重要方向。在推進過程中，李光耀也在多個場合強調，新加坡更希望輸出規劃這一“軟件”，而非蘇州所重視的“硬件”。

而置于創新視角下，此種“新加坡模式”恰能夠發揮出更多價值。

Jean Chia提到，在新加坡各類創新市鎮單元中，各類零售、餐飲業態混合，廣場和步行通道錯雜，為交流提供便利，從而讓在經濟要素、實體要素之外，創新區對于網絡要素的強需求得以滿足。而根據硅谷的經驗，正是由于不同行業，以及同一行業的不同橫、縱向領域之間的跨越式交流，推動了創新的迸發。

此前，時任裕廊集團CEO助理David Tan也曾說過，JID打造“下一代工作空間”，“目的是創造一種更符合產業所需，更加活躍、可持續、可交互的工作環境，并由此吸引最佳創新人才”。

一個更加廣闊的城市背景，還能提供傳統產業園所難以提供的各類創新場景，這又恰是眼下創新產業必需的環節。JID就計劃布局一個11公里長的空中走廊，不僅以無車、步行友好為特色，還將開辟自動駕駛專用車道，為車、路、云一體化提供試驗載體。

當然，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Thomas Menkhoff等人看來，面對創新的各種不確定性，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改變的關鍵仍然落在如何認識城市這個“容器”。

在他看來，“城市可以是街道的迷宮、建筑的集合，也可以是各類關系的總和?！比绻躁P系為立足點，那么，城市規劃就應該具備容忍空間功能變化的靈活性。比如在創新街區，傳統工業建筑可能搖身一變為商業區或者共享辦公場所。對于新加坡來說，一個問題是，能否在產業園區內實現“規劃”和“非規劃”的有效結合？

制造仍是新加坡產業園區的核心。根據2019年發布的總體規劃草案，新加坡仍將裕廊工業區定位為最大的制造中心。而在新加坡制造2030愿景中，更提出制造業增長50%的目標，同時制造業比重將繼續維持在20%左右。

就如當初幫助新加坡擺脫制造“荒漠”的狀態，升級換代后的產業園能否再助其一臂之力？

記者|楊棄非

編輯|楊歡?孫志成 易啟江

校對|劉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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