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北京治堵支招：解決北京戶口 一個家庭一輛車

黎光壽

　　從2011年1月1日開始，“首堵北京”開始了呼吁已久的治堵政策，不過方法就是限制沒有達到5年工作和納稅年限的外地人購車，北京本地人需要搖號才能購車而已。該方法出來后，立即引起了熱議，不過從目前的網友反應來看，拍磚的多，贊揚的少。

　　有人認為，北京的治堵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政策，不僅不能治理擁堵，反而造成了新的不平等，造成了新的鴻溝。就比如外地人需要在北京工作五年納稅五年才能參加搖號的條款，就很像是拍腦袋做出來的決策，為什么要限定五年這個坎，科學依據是什么，都需要北京市政府做出回答，很遺憾沒有看到這樣的回答。

　　北京能夠容納多少輛車？這個科學的數據應當發布了不少，盡管許多數據并不一致，但能夠有人從不同的角度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算是一種進步。但是北京未來可能會增加多少輛車，這樣的數據目前只能是政府根據目前上牌的數量和汽車銷售商根據手中的銷售數據做出預測，盡管這樣的預測顯得科學無比，但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因此認為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有人認為，根據目前北京市的人口總量來確定汽車的總數，應當是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但問題是北京究竟有多少人口這個問題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因此制定政策的人只能抓瞎，只能憑著感覺走，只能將一個人拍腦袋變成一幫人拍腦袋，最后還是沒有找到解決的好方案。

　　北京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據不同的數據，目前有人說北京有1700萬人，有的說北京有1900萬人，有的說北京有2100萬人，也有人說北京有3000萬人，各種說法都有。公安部門只能根據戶籍上的戶籍人口和辦理了暫住證的人口來計算，而眾所周知的是，北京還有許多沒有辦理暫住證的外地人，他們只需要在北京工作，也沒有考慮到買房的問題，辦許多事也還不需要暫住證，甚至有的就覺得暫住證的規定違法違憲不愿意辦理，故而這部分人游離在北京的統計范圍之外，不能夠體現在北京的人口數字之內。

　　根據全國人大1958年頒布的戶口登記條例，在一個地方常住三個月以上并擁有合法住所應當申請辦理常住戶口，但在北京居住的許多人都知道，過去北京買房還可以落戶口，后來該政策取消了，在北京無論工作多少年買了多少房，也落不了北京戶口，現在最多是符合北京市政府需求的少數幾類人才能夠獲得非法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證，使得許多人根本無意去和人口統計機關進行接觸，讓北京的人口失真。

　　而北京市治理汽車擁堵的政策是建立在對人口總量的統計上的，人口數據失真，無論制定了什么政策，都顯得力不從心，都顯得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策，最后無法解決問題。現在的治堵招數，看起來像一把刀鋒利無比，但最后成什么效果，還有待觀察。但從目前來看，北京的汽車數量增長仍然沒有獲得根本的治理，汽車的數量還會增長。

　　另外，北京治理擁堵的政策似乎沒有對汽車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占什么位置做出過明確的定位，從而沒有對北京的交通進行系統的規劃和管理。比如前段時間有新聞報道，北京市某居民將自己的身份證借給他人購車，使其名下擁有106輛車，其每月都能收到數額不菲的罰款，導致了其生活的困難。

　　這個故事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現實生活中確實如此，一些先富起來的群體手中有多輛汽車，導致了道路的通行權不斷地朝少數人集中，從而讓更多的人走向邊緣狀態。現在隨著北京城區房價的飆升，許多人不得不選擇到郊區居住，對道路通行權的公平制度安排就顯得越來越有必要。

　　其實現在如果北京市政府有關管理部門能夠開動腦筋，定位一下汽車在每個家庭中的作用，做出一個合理的規定，這樣的荒唐事就會減少很多，北京的擁堵也會少很多。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是北京沒有這樣的規定，使得過去不公平的歷史在目前政策的壓力之下，逐漸形成了冰山一樣保護既得利益者的現實，究竟有多少公平可言，只能任由冬天北京的北風吹，答案也只在風中飄。北京的汽車也仍然會繼續膨脹，到某一天實在是無法繼續堅持而崩潰。

　　那北京要治堵，這幾乎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的要求，怎么治呢？有人提出應當明確汽車在北京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其作為一個基本的生活要件來進行管理，比如一個家庭限購一輛汽車，多了就算違法，就可以拿到監獄里去面壁思過十年，是不是更好呢？因為侵占了公共的生活空間，制造了超額的尾氣等環境的污染，雖然還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來進行界定，但許多人認為這樣的行為實質上是在用殘害他人生命的方法謀取個人快樂。

　　如果要實現一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就需要北京市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法制框架下來，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半年或者一年，擁有自己合法住所的人擁有北京戶口，而暫住證可以作為擁有北京戶口前的過渡憑證和依據之一，就能夠解決北京人口統計中的數據失真問題，北京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制定政策也就有了科學和準確的依據，北京的治堵政策也不至于淪落到被指責為保護既得利益者的程度。

　　那在北京的政府機關和商業、科研機構和軍事機關的汽車如何解決呢？也應當在全民商討的基礎上由政府來進行規定，什么樣的政府機關能夠配多少輛車，企業要根據納稅額的大小確定能夠配車的數量，科研機構要根據其性質確定汽車的多少，軍事機關也應當根據其正常的需求量來進行明確的界定。而所有的機構購車和個人購車應當銜接，如果一個單位的領導在單位有車了，在家庭就不應當購買汽車，反之其在家庭已經擁有汽車了，單位要配車，需要將其手中的車輛轉讓掉，否則就算是違法犯罪，就應當面壁思過。

　　那么，單身、離異的人怎樣解決出行的問題呢？這應當根據其在北京這個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限和貢獻來進行設定，有的可以采取獎勵的政策，有的可以采取特許的政策，不一而足，不能讓有需要的人遇到困難，也不能讓資源的分配變得嚴重不均衡。

　　中國從大禹治水以來，在解決矛盾沖突中的文化是以疏導為主，而針對不同事件，疏導的政策和方法需要分別制定。新中國建立已經61年了，北京的人口管理如果能夠解決游離在新中國法律框架外的問題，解決數據失真，并在此真實數據的基礎上制定科學的政策，才是科學的政策，才符合大禹治水以來疏導為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