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合同挑動湖北監利政績神經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劉曉杰 發自湖北監利、仙桃    

每經記者 劉曉杰 發自湖北監利、仙桃

這是一個聽起來有點荒唐的故事。7年前，在各種力量的強勢撮合下，位列中國無紡布行業前三名的湖北新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相中”了鄰縣監利并與之“聯姻”。就在眾人舉杯慶祝招商成功的時候，另一家集體企業卻被要求“必須做出犧牲”，將全部土地、房產、設備及附著物以年租金25萬元的低價租給容城鎮政府，容城鎮政府轉手將其以零租金租給新發塑料，為當年該縣的招商引資添上了重重一筆。

然而，時過境遷，一份神秘租賃合同的出現，使得這家犧牲了7年的集體企業，終于盼來了收回廠子的曙光，而昔日地方政府的“座上賓”卻面臨即將被掃地出門的窘境。當年那些牽線搭橋的主事官員們早已就職他處，這出荒誕劇將如何收場？

清場通知書意外降臨

2011年12月22日，一份千余字的《告社會各界書》靜靜地躺在湖北省監利縣主要領導的辦公桌上，署名付立新。

“說句實話，我不是為了錢，而是這種感覺很不好。”作為國內無紡布領域排名前三的企業的掌門人，湖北新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發塑料）董事長付立新神情中難掩悲涼，“做這么多年生意，這樣的情況真還是第一次遇到，被一腳踢開的滋味不好受。”

故事得從7年前說起。那時，在湖北省、荊州市和監利縣各級政府主要領導的積極撮合下，付立新最終決定在監利縣政府所在地容城鎮投資興建監利立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監利立新），“如果不是考慮到別的因素，這個投資計劃肯定是不存在的”，“當年，這在監利算個大事”。

對于這件大事的原貌，《每日經濟新聞》在一則當時的新聞稿件里得以窺其一二，“2004年，容城成功引進100萬元以上項目9個，計劃投資1.15億元。目前，容城已打造出以立新無紡布為主的輕紡業，以星晨彩印為主的紙品包裝業，以監利糧酒為主的農副產品加工業，以博瑞生物為主的醫藥化工業等四大支柱產業。”

經多方反復溝通、協商，2004年3月，新發塑料和湖北監利縣容城鎮人民政府簽下《租賃意向書》，其中明確約定鎮政府“以零租金將監利恒興制衣廠（以下簡稱恒興制衣）的全部土地、房產、設備及附著物”租給新發塑料，“首批租賃期15年，即從200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在意向書最后一部分，約定鎮政府“保證報請監利縣人民政府以適當的文件方式認定本意向書的有關事項和明確得以實現的措施，此項作為本意向書的必要條件”，“任何違約一方，須向對方賠償違約金五十萬元”。

和大多數企業到地方投資的故事一樣，最初幾年里，付立新和他的監利立新備受地方政府厚待，“各級領導都來廠里考察，我還被他們請上臺去領獎。”付立新說。

然而，花無百日紅。2011年10月21日，一紙落款為“容城鎮人民政府經濟發展辦公室”的《清場通知書》送到付立新手上，通知其提前做好清場準備。“容城鎮政府在沒有與我們進行任何溝通的情況下，對租賃時間提前7年，責令我們公司在年底前清場撤離”。當年被當成貴賓邀請來的付立新面臨被掃地出門的尷尬，“租賃意向書簽訂后運行8年來，我們在一片廢墟的廠區興建廠房車間，一躍成為監利縣外貿出口大戶和納稅大戶”。

去年12月28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位于監利縣城中心地段的立新塑料大門前，僅留一道小側門的廠區內冷冷清清，數名職工表示已知曉企業面臨的處境，“當然不希望這樣，不然又得重新找工作，而且我們的合同都還沒有到期”。廠區一李姓負責人不無落寞地告訴記者，企業正常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我們最高峰的時候有在冊員工500多人，現在只剩下100多人”。

“陰陽合同”令人兩難

“我們多次以各種形式向監利縣和容城鎮主要負責人反映情況，以求得到合理解決。”已經呼吁奔波數月的付立新表示，他“感到很失望，容城鎮政府既不維持原租賃意向書的時間，又不承擔違約賠償責任”。

百般無奈之下，付立新向監利縣政府主要領導和湖北省有關方面發出了《告社會各界書》。

在剛剛上任3個月的容城鎮鎮長陳萬紅看來，目前的情況讓他感到“左也難，右也難”，“兩份合同都有當年鎮長的簽字，我堅持其中任何一份都是違約行為”。

陳萬紅提到的另一份合同，就是2004年4月1日在和新發塑料簽訂那份租期15年的 《租賃意向書》后不久，“容城鎮政府和恒興制衣也簽訂了一份《租賃合同》，租賃期限為8年”。

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輾轉獲得的這份法定代表人簽名為“監利縣容城鎮人民政府項紅”的《租賃合同》中，恒興制衣將“廠區土地面積10000平方米，建筑面積4500平方米及附屬設備”以年租金25萬元整體租給容城鎮政府，“根據《合同法》及監利縣人民政府招商引資、以工興縣的有關規定，為發展我鎮的經濟建設，本著平等互利原則，經協商簽訂本合同”。

對此，湖北省監利縣恒興制衣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楊永紅情緒激動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這并非企業和員工的本意。“我們是一家集體所有制企業，上個世紀90年代就停產了，當時有400多人的規模，員工們都反對把廠子以這個價格租出去”，“2004年的時候，兩級政府反復跟我們做工作，最后要求我們必須作出犧牲”，“員工每個月只能領300元的生活補貼，這點錢在物價高漲的今天能有什么用？”楊永紅說。

在苦撐7年后，楊永紅和她身后數百員工終于盼到頭了。“按照當年簽的合同，這個月月底，我們就能收回廠子。”這位女廠長對未來信心滿滿，“廠房位于縣城的黃金地段，按照現在的市場價格，光靠出租那些門面房，我們一年的收入就不止六七十萬元”，“我們的職工這幾年過得太苦了”。

硬幣總有兩面。這邊，恒興制衣強烈要求容城鎮政府履行8年期限的《租賃合同》，那邊，新發塑料又大聲疾呼“《租賃意向書》對雙方的責任義務和違約賠償等進行了嚴格的約定。隨著雙方法人的簽字，我方隨即取得了在此廠區生產經營15年的合法權”，并要求容城鎮政府“要則按《租賃意向書》的租賃時間繼續執行；要則按《租賃意向書》的相關條款給予我們賠償，待賠償資金到位后，決定停產清場的時間”。

政績驅動下的操作漏洞

“那個8年期限的合同，我絕對是不知道的，直到這次他們通知清場才知道還有這個事情。”付立新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如果當初就知道的話，我肯定不會和他們（政府）簽合同的”。

然而，2011年12月28日，容城鎮政府辦公大樓二樓會議室，數位相關負責人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都表示，“老朋友”付立新本人當年就知道 “這個8年期限合同的事情”。

同時，相關各方對2004年簽署的這份《租賃意向書》的法律效力問題看法各異。容城鎮政府法律顧問、湖北荊利益維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勇認為，該份意向書“只是一個初步意向，雙方沒有簽正式的合同”。

不過，大成律師事務武漢分所副主任張亞卿告訴《每日經濟新聞》稱，按照我國法律規定，這類明確規定有權利義務的合作意向書 “如果沒有履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雙方是按照意向書執行的，那么就具有法律效力，等同于合同”。

作為容城鎮鎮長，陳萬紅顯然不希望事情牽扯到太多方面，“這應該是企業之間互相協商解決的事情”。但他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上述兩份文件都具備法律效力，而且簽在協議上的署名 “容城鎮人民政府”是無法抹掉的。

作為當年負責轄區內企業改制工作的專班成員之一，容城鎮副書記李啟偉坦承，此事有其歷史原因，“當時（政府）急于將企業（指新發塑料）招進來，縣里對這個事情要求也很高”。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雙方后來沒有簽一份正式的租賃合同，只是簽有一份意向書。”李啟偉說。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輾轉聯系上當年主事的容城鎮書記、現任湖北省監利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常堯階，“當時縣里主要領導都很重視這個事情，由縣里工作專班負責處理，具體情況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也向記者表示，事情發展到現在，有關各方“首先應該把企業的職工安置好，本著友好協商、以誠相待的原則把問題解決好”。

2011年11月21日上午，監利縣召開了一場氣氛熱烈的招商引資暨“項目建設年”活動動員大會，決定成立23個招商小分隊，將由縣委書記親自掛帥“奔赴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區域開展長年駐點招商和產業招商”，“真正在全縣范圍內形成以項目論英雄，以實績定成敗的濃厚氛圍”，“確保2012年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02億元，比上年增長25％”。在這背后則是更為現實的政績挑戰，資料顯示，在2010年湖北全省縣域經濟考核中，監利縣在80個縣市區中排名第6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