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改革”上“兩會”：能做空 限超募 罰變臉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劉明濤    

每經記者 劉明濤

IPO制度，如何改？這不僅是讓證監會主席頭疼的問題，更是關系到1.6億A股投資者切身利益的大事。

平均50倍的發行市盈率，讓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汗顏；一年僅超募資金就高達1278億元，這已接近整個西歐的年度融資額。只看這兩個數據，仿佛A股已是全球最具活力、最欣欣向榮的市場，但看看另外兩個數據，就會給人完全相反的印像：2011年上市的新股中，65家公司已經出現業績變臉，30%的新股跌破發行價，大多數新股上市后都呈現長期下跌走勢。

針對新股發行制度暴露的種種弊端，各界對IPO的“討伐”之聲一浪高過一浪。《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經過深入研究，從保護投資者利益出發，立足于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制定出一份《關于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的建議》，此份建議已經委托全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在“兩會”上提交，截至發稿，此改革建議已被劉漢元成功提交。在這份建議中，有多項制度創新的設計，歸納起來就是9個字：能做空、限超募、罰變臉。

4年前提案已被采納

委托劉漢元先生提交新股改革提案已不是第一次，早在2008年，《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就曾設計過一份IPO制度改革提案，委托他在“兩會”期間提交，2009年恢復新股發行時，主要建議均被監管層采納。

2008年設計方案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院長李偉回憶當時的市場環境：2008年前的新股發行制度奉行“資本優先”原則，在巨大的新股無風險收益驅使下，一級市場聚集了上萬億元打新資金，形成了機構和中小投資者之間的不平等，也加劇了財產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鑒于此，2008年“兩會”時，《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設計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下調賬戶申購上限、減少網下配售、股票回撥機制、延長網下配售鎖定期等具體措施，委托劉漢元提交“兩會”討論。2009年6月10日，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發行體制的指導意見》，《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的主要建議全部被監管層采納。從最近3年新規的施行情況來看，一級市場聚集的打新資金大幅減少，中簽率成倍提高，中小投資者分享的收益更多了，從建設公平公正資本市場、提升中小投資者申購利益的角度來講，當時的提案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如果說前一次提案是針對申購環節的小手術，那么這一次的提案就是整個IPO制度的“大改革”，包括新股定價、轉融通做空、募集資金定額、限售股解禁、中介機構責任、PE腐敗等多個方面。

2012改革方案再呈“兩會”

眾所周知，股票發行處在市場前端環節，這一環節的不斷完善，對健全市場機制意義重大。

IPO重啟3年來，雖然新股申購環節的問題得到改善，但還暴露出更多的弊端，例如高發行價和高超募資金就備受市場抨擊。

2010年，為抑制高價發行，監管層實施《關于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但是收效甚微，新股發行階段的高價發行、高超募、高比例業績變臉的現象依舊存在，為了平衡籌資者和投資者利益、平衡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等各方利益，有必要再推改革新股發行制度，使新股發行更加合理化。

李偉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今年‘兩會’上，《每日經濟新聞》研究院已委托劉漢元委員提交了《關于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的建議》，建議增加新股做空機制、延長變臉公司限售時間、限制超募額度、追究中介機構責任和打擊PE腐敗，目的是讓新股定價合理化，上市公司質量更有保障，增加造假上市和過度包裝的成本。”

具體的措施包括6個方面，其中多項都是制度創新之舉。

創新一：做空新股抑高價

目前，滬市的平均市盈率不到15倍，深市的平均市盈率也只有24倍，但新股發行市盈率大多超過這一水平。這一方面有詢價制度的因素，另一方面，股份供求不平衡也會導致股價偏高。

在上述IPO改革提案中，最大的制度創新就是給新股增加做空機制——即對新股提前轉融通，具體辦法是，在新股上市時，原始股東可將所持50%股份提供給證券公司，進行融券業務，股份所有權并不改變，但增加了新股的供給量。如此一來，在機構詢價階段，必須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做空力量，上市后籌碼稀缺的情況將有所改善，小盤股定價奇高的理由不再具備，從而保持謹慎，詢價將更為理性。同時，二級市場的投機者乃至網上申購者，都不得不考慮這一因素，使得投資更加理性。

該提案對新股引入做空機制，可以達到抑制高價發行的作用，而且是以完全市場化的手段，這比存量發行的方法更好，不會加重發行人過度包裝和造假的利益訴求。

同時，市場熱議的美國式詢價也被吸納進提案，成為抑制高價發行的重要舉措。

創新二：定額發行堵超募

對于大量超募資金使用效率低、資源浪費嚴重問題，提案里也給出了解決辦法：可要求新股發行按需募資，募投項目需要多少資金就募集多少，發行價格確定后，即可計算出股份發行量。若最終計算出的發行量低于規定的最低標準，則按照法規規定的最低標準量發行。

如此一來，可以有效遏制巨額超募現象，優化資源配置，使得市場資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當前，在新股發行制度下，發行上市儼然已成新上市公司的“造富機器”。數據顯示，新股發行重啟兩年多來，A股累計募集資金已經超過了9300億元。這比同期美國市場IPO募資總額高出56%，比西歐所有IPO募資總額高出115%，并分別為日本及中國港股的7.9倍和1.4倍。而更夸張的是，2011年一共上市260家公司，募集資金2720億元，成為全球之首，這其中超募資金就達到1278億元，其用途主要為歸還銀行貸款及補充流動資金、購置土地廠房設備、設立全資子公司等，最終導致大量的募集資金閑置浪費。

因此，比起高價發行，高超募資金造成資源浪費更需要引起業內關注，更需要盡快解決。

創新三：業績變臉 停止解禁

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的基石，上市公司質量的好壞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對于大量新股上市后業績變臉問題，新提案也給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限售股的解禁條件應與業績掛鉤。

具體看，新股上市的首個會計年度，若業績下滑，那么原始股東所持限售股全部延期1年解禁。如果下滑幅度超過30%，那么限售股立即停止解禁，等待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恢復。該制度將原始股東解禁套現與上市公司業績綁定，增加新股造假上市和過度包裝的成本。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統計數據發現，在已經發布業績快報的中小板、創業板個股中，已有273只個股出現業績同比下滑，其中，上市首年業績“變臉”的就達到了65只，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底才上市的匯冠股份凈利潤同比下滑19.07%。

這些新股發行上市前后，業績變化大，并由此帶來的股價下滑，會直接影響投資者信心并讓中小股東蒙受損失。所以，制定相關的制度進行約束，同樣很有必要。

此外，提案還建議監管層加大對中介機構的懲罰力度，若所服務擬上市公司出現問題，相對應的中介機構在2年內不得從事IPO中介業務。

例如某擬上市公司被查出會計造假，那么為該公司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保薦機構等在2年內不得辦理IPO業務，如果查出法律造假，那么為該公司服務的律師事務所2年內不得辦理IPO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