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執行院長林桂軍：亞洲直接投資內部依存度創歷史新高 利于抵御外部風險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陳星    

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新聞發布會發布了博鰲亞洲論壇四大學術報告。其中，《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9年度報告》顯示，2017年，亞洲主要發展中經濟體，除新加坡以外，對于亞洲內部的資金依賴程度都有所上升。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執行院長林桂軍介紹報告基本情況時表示，亞洲的投資內部依存度創歷史新高，從52%提高至55%。此外，東南亞成為引進外資的熱點地區，外資的流入呈現強勁增長。

在世界經濟增長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亞洲直接投資的內部依存度創新高具有怎樣的意義？未來發展又該關注哪些問題，應對哪些挑戰？且在當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明顯下滑之際，又該如何評價亞洲地區在吸引外資方面的表現？

帶著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林桂軍進行了專訪。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周程程 攝

亞洲國家刺激內需政策成效顯現

NBD：世界經濟具有不確定性，這對亞洲經濟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桂軍：到目前為止，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并未對亞洲的貿易和投資產生嚴重影響。多年以來，亞洲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外部需求，而內部需求相對疲軟，但這種情況在2016年后發生了變化，亞洲進口增長開始超過出口增長。

2016年，亞洲進口下降了4.7%，2017年進口卻增長了約16%，遠高于出口增長的11%，這種增長趨勢持續到2018年，尤其在2018年前8個月，亞洲絕大多數重要經濟體進口均取得了兩位數以上增長，其中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的進口分別增長了24%和21%，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3.4%。 

進口增長的加快反映了經濟向好的跡象，表明近年來亞洲國家刺激內需的政策成效逐漸顯現。 

NBD：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明顯下滑，凸顯國際貿易關系持續緊張。您如何看待其中亞洲地區的表現？

林桂軍：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大幅下降了23.4%，其中發達經濟體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更是急劇下降了37.5%。但是東盟逆勢上揚，直接投資流入增長16.8%，外資在向這一地區集聚。

東盟引進外資增長最突出的是印尼，增長了488.2%；其次是泰國，增長269.2%。區域內資金流動正在成為東盟非常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東盟由此受益于亞洲地區更深層次的一體化。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亞洲地區引進外資增勢較快的國家有新加坡、澳大利亞、印度和印尼。此外，中國堅持擴大開放，出臺一系列放寬外資準入的措施，使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增長，引進外資規模保持在高位。

中國對亞洲資金依賴程度創新高

NBD：《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9年度報告》中指出，亞洲經濟整體上對自身的依存度大幅提升。請問這有怎樣的意義？

林桂軍：2016年到2017年，亞洲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從50.7%上升到54.2%，創下了200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從投資方面來看，2017年，除新加坡外，亞洲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對亞洲內部外資的依賴程度都有所上升。亞洲內部引資依存度指數經過連續四年的上升，在2017年達到了54.65%的歷史新高。中國香港是亞洲內部投資的最大來源地，占比超過20%。

亞洲內部綠地投資主要投向了制造業，且勞動密集度更高——每個投資項目創造的就業崗位比來自亞洲以外的投資要高。2003—2017年，亞洲內部每個綠地項目投資可創造302個就業崗位，幾乎是非亞洲投資帶來的就業崗位(178個)的兩倍。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對于亞洲資金的依賴程度從2016年的79%提高至2017年的84%，不僅是歷史的高點，也是亞洲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

原來亞洲比較被動的一個地方就在于比較依賴外部市場，相應的也較多出現一些投資貿易摩擦，現在亞洲對內部市場依存度變高了，說明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升，需求在增加，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應對外部風險的方式。

NBD：您覺得未來亞洲應該關注哪些問題？

林桂軍：亞洲需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國際貿易產品結構的變化，包括制造業向服務化和數字經濟轉變，伴隨著這一轉變，包括監管、隱私、安全等問題可能凸顯出來，有些已經顯現并且在加劇現時貿易體系的爭端。此外需要注意WTO自身改革滯后和不能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問題。

NBD：對于上述問題，您有怎樣的建議？

林桂軍：在多邊層面，提升現有自由貿易協定的水平，支持全球價值鏈的發展，特別是在投資、規制和數字經濟方面。在區域層次，要積極推動RCEP談判進程。還要將“一帶一路”倡議推向新的階段，通過推動政策改革讓潛在的利益釋放出來。此外，還要以諸邊模式、服務業規制、投資和國內規制為重點，共同推動WTO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