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海外代孕市場，中介或賺走最多差價 從業者：“天與地”的灰色地帶

每經記者 陳星  滑昂  金喆    每經編輯 湯輝    

一場明星之間的風波，再次撕開了“代孕”這個游走在灰色地帶、卻又在全球隱秘運轉的龐大行業的面紗。

在海外代孕中介機構精因寶貝創始人莊先生的眼里，對于不同人群代孕行業就是“天”與“地”的差別——一方面，它能滿足那些沒有生育能力、卻又想要小孩的人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它又因醫學倫理飽受爭議，也因醫療事件的特殊性可能引發各種各樣的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代孕這個灰色地帶可能仍聚集著超過500家中介機構，把有需求的客戶送到海外，或者轉到國內地下市場。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后的海外代孕，幾乎已經中斷，當社會的關注度再次因明星而向代孕行業涌來，莊先生也不知道，監管部門是否會“拉上口子”，把這個行業的大門完全堵上。另一國內代孕機構負責人呂進峰也認為，“本來這幾年代孕走向，大家還比較體諒這個客觀存在的需求。”他對記者連連嘆氣。

需要明確的是，代孕行為在我國被明確禁止。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在評論鄭爽風波時表示，“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鉆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國，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代孕母親就是我孩子的‘媽媽’”

“后悔，后悔沒早點生”，提到是否后悔選擇代孕生子時，已經移居加拿大十年的黃明昊（化名）說。

2011年，為了與男友建立獲法律認可的婚姻關系，黃明昊選擇與男友移居到自己曾求學的加拿大。“其實當時移民除了想獲得法律婚姻關系外，想要一個自己的寶寶也是原因之一”，黃明昊表示，“當時我們想過各種擁有一個孩子的途徑，但我們都不想通過欺騙女性或形婚騙婚的形式孕育后代，我們也了解過收養程序，而我們這種情況在國內并不符合收養的要求。因此綜合考慮之后，我們選擇先移民，先建立合法的婚姻關系再去想下一步”。

家庭條件優渥、父母知曉并支持自己的情感關系，為黃明昊通過代孕生子提供了天然的支持。2015年，當時還在國內的黃明昊母親給他發來了一個代孕機構的網站鏈接。

之后，黃明昊開始了尋找代孕中介的過程。“本來加拿大是我們的首選，但當時加拿大只允許慈善代孕，商業代孕卻是不合法的。允許商業代孕的國家包括烏克蘭、俄羅斯、還有美國的一些州，綜合考慮之后我們就近選了美國”。

即使在代孕合法的美國部分地區，尋找一家合適且滿意的代孕中介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們遇到過個體中介，就夫妻之間可能有一個人是醫師，另一個人幫你尋找卵子和代孕母親，我們去看發現連一個像樣的手術室或者操作室都沒有，這種安全都不能保障的地方我們首先就放棄了”，黃明昊說。

在經過近半年的物色和實地考察后，黃明昊最終選擇了一家在美國、烏克蘭以及泰國等地都開展業務的中介機構。在繳納了十萬元人民幣定金后，黃明昊接下來需要選擇卵子的提供者和孕育者，也就是俗稱的代孕媽媽。“不同地方、人種的卵子價格是不一樣的，比如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白人卵子往往價格更高。此外，卵子提供者的外形、身體狀況、學歷水平都會影響卵子的價格”。黃明昊補充道。

黃明昊坦言，在最初尋找代孕時，他確實有過猶豫，“因為我在瀏覽國內網站時，確實看到很多對代孕不好的評價，比如物化女性、涉嫌器官買賣、把子宮當作商品之類的。雖然我是‘同志’，但我也不希望個人的一些選擇或做法導致女性生存環境的惡化”。“另一方面，確實有包括我在內的一部分人，因為各種客觀因素確實沒有辦法孕育自己的孩子，比如同性關系、高齡失獨家庭、身體原因無法受孕等等，我們這部分人同樣希望實現自己的生育權。因此，在確定合法且會對代孕母親提供相應補償的前提下，我最終還是選擇了代孕。”

這之后，黃明昊通過簡歷和體檢報告等材料“隔空”篩選，最終選擇了一位來自格魯吉亞的25歲女性作為自己孩子的“母親”。經過取卵、授精、移植等環節，這位代孕媽媽懷上了黃明昊的孩子。在這個階段中，中介提出可以通過PGD（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環節篩查寶寶的性別，但黃明昊選擇不進行性別篩選。

在對方的孕育過程中，黃明昊只能通過與中介的郵件往來了解她的身體狀況。2017年2月，一個金發的混血寶寶順利出生。“中介給我發消息的一瞬間，我馬上就定了去美國的機票，在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我在醫院的保溫箱里見到了他。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能擁有一個健康、漂亮，關鍵是完完全全屬于我的孩子”。而為了收獲這一刻的喜悅，黃明昊前后一共支付了人民幣約60萬元。

在采訪中，黃明昊透露了一個細節，“其實中介是不允許客戶與代孕母親私下聯系的。但我去醫院看寶寶的時候，偷偷留下了孩子‘媽媽’的聯系方式，這幾年我們一直都保持聯系，我也會時不時把孩子的照片、視頻發給她看。對孩子來說，我想她就是孩子的外國‘媽媽’”。至于這個舉動，是不是出于尋找代孕母親的愧疚、糾結或其他情感，黃明昊沒有回答。

包成功起步價近百萬，中介或賺走多半利潤

在國內不少代孕中介機構的網站上，黃明昊屬于“同性求子”的客戶，而有公司已經靠這一業務尋求上市。國內垂直社交平臺Blued的母公司“藍城兄弟”上市時，曾對外披露了一些其代孕業務的數據。

2017年，藍城兄弟啟動了家庭計劃業務“藍色寶貝”（family planning services，或稱計劃生育服務）。到2019年，這一業務收入約921萬元，占總收入的1.2%，但2020年第一季度收入就達到了413萬元，約占總收入的2%。

事實上，藍城兄弟并不僅僅通過藍色寶貝提供輔助生殖服務，它還在2018年花費2060萬元收購了中介機構“夢美生命”8.15%的股份，目的是“以拓展自身的家庭計劃業務”。

藍色寶貝在其官方網站表示，其向生殖障礙者、單身主義者、同性戀群體、HIV感染者以及其他“特定需求者”提供包括基因篩查、凍精凍卵、試管嬰兒內在的海外輔助生殖方案，幫助這些群體獲得下一代。

而生理疾病所導致的不孕不育人群，則是國內海外代孕中介機構的主要客戶。中國人口協會2012年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不孕不育患者已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而20多年前僅為3%。中國精子庫公布的數據稱，需輔助生殖助孕的育齡婦女有300萬左右。出國代孕，成為這部分人群孕育后代的方式之一，有數據顯示，中國出國代孕的客戶從2014年開始翻了兩三倍，很多是生二胎。

國內某代孕網創始人呂進峰，是少有的常以代孕機構負責人這一身份接受媒體采訪的代孕行業內頗為激進的人士。在他創辦的代孕網首頁上，不同種類的供卵及代孕中介服務被明碼標價15萬至125萬元不等。

呂進峰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已經看過了鄭爽的新聞，“我覺得她（對行業）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給人的感覺就是有錢但自己不想生的，隨便代孕個孩子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了。”與此同時，呂進峰介紹，對于客戶的挑選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標準，即客戶必須是合法夫妻，“大部分是不孕不育的，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高齡失獨家庭，像鄭爽這樣純粹因為有錢但不想自己生孩子的，只占到總比例的0.1%。”

“這就是個灰色地帶，但可能這次這個事情會導致一刀切。”莊先生說，這些年他們主要是通過網站宣傳和線下由醫院醫生介紹來獲客，代孕行業一直都有爭議，但現在有這方面需求的人越來越多。

2007年，莊先生創立代孕機構，現在一年大約能成功的有近200例代孕寶寶。但他每年接待的客戶人數遠大于這個數，難治型不孕不育者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體。而在行業里，目前可能有超過500家這樣的中介機構，很多機構一年成功的案例不到10個。

那么，既然是在灰色地帶，為何又有如此多的機構愿意冒險？

莊先生說，他們會對每一位客戶的身體進行評估，通常年齡偏大或身體條件不合適的就不建議接受代孕服務。但因為入行門檻低、利潤可觀，最近幾年加入代孕的機構越來越多，中介機構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海外醫療機構、愿意代孕的婦女、為國內客戶翻譯病歷，一般客戶需要到醫院兩次，這個階段提供當地陪同和食宿安排。

而據業內人士此前透露，每做一單業務，利潤空間在30%-60％?！睹咳战洕侣劇酚浾吡私獾剑?strong>在部分國家代孕媽媽和醫療平臺診療的費用在5萬美元以下，對應到國內超過50萬元、甚至高達百萬的報價，中介機構的利潤的確誘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了解到，代孕服務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高，支付的費用也不菲。以國內一家排名靠前的網站為例，介紹醫療不包成功套餐收費15萬元、包成功25萬元（介紹套餐為客戶有自己的代孕媽媽），零風險套餐的起步價達到75萬元，包成功零風險的價格在75萬-125萬元之間。還有些網站則在這些常規套餐基礎上增加了包性別、雙胞胎包成功等套餐，對應的價格也會更高。

關于網站上明碼標價上至百萬元的費用，呂進峰表示他并不覺得屬于暴利，“我們的成本也不低，這不僅是醫療成本，最大的成本就是風險成本。這個行業發展了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還存在什么暴利？”

莊先生也對記者談到，“現在行業里做這塊的越來越多，利潤就沒以前高了，以前還是可以”。

代孕放開與否？法學界爭議長達20年

事實上，對于代孕是全面禁止，還是有條件地開放代孕技術應用，國內法學界人士對此已經有長達20余年爭議。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部分反對開放代孕人士依據原衛生部2001年8月1日實施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2006年2月7日實施的《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校驗實施細則》兩項部門規章，認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以及“嚴禁任何形式的商業化贈卵和供卵行為”。而部分支持者則認為，在不孕不育率上升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大背景下，代孕有其客觀的現實需要，立法應當順應這種需求和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2月27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中，原草案擬新增“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的條款曾引發社會熱議，卻沒有獲得最終通過。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在法律層面上放開代孕。原國家衛生計生委時任法制司司長張春生曾在相關新聞發布會就這一問題做出解釋。

張春生介紹，草案中增加上述內容“主要是因為目前在代孕以及買賣精子、卵子這些方面，雖然有兩部部門規章，一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二是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但是畢竟考慮到部門的規章位階比較低，在非法的這些交易活動當中，相關人能夠獲取很多暴利，老百姓在這些方面不是非常了解。”

“表決以后，這部法律當中沒有涉及關于代孕的相關條款，但是我們會繼續會同相關部門繼續加強對這個領域的管理，予以規范，嚴禁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嚴禁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張春生說。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曾在自己的授課內容中就代孕問題表明擔憂，“大家千萬不要認為你的身體屬于你，如果你的身體真的屬于你，一定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和欺凌。”但他同時也說明，組織代孕并不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因為本質上孕媽是出租子宮而不是出賣，且現行法律沒有具體條款禁止該行為。

但如果將目光放至海外，美國、英國等國家當前并非完全禁止代孕。以英國為例，該國只禁止商業性和營利性代孕，開放非商業性代孕，同時對非商業性代孕規定了一系列嚴格的限制。美國則是各州有權選擇承認或禁止代孕。

呂進峰給自己貼的標簽是“代孕之父”，他自述從2004年創辦代孕機構至今，累計幫助客戶誕生超過2萬名嬰兒。但是已有不少媒體對他運營的代孕機構進行暗訪，也引起過相關部門的監管。

呂進峰對此不以為意，甚至將這些媒體的輿論監督稿件也一并貼在自己的網站當作宣傳，在他看來，自己不存在欺詐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代孕各方也只能靠簽訂的一份協議來作為彼此的保障，也在實際運作中面臨各種糾紛。常見的糾紛包括，流程操作了一半，客戶放棄代孕；客戶因為代孕失敗，要求退錢乃至賠款；代孕媽媽為了賺取定金而故意實施流產，或為了索要更高的酬金而以流產要挾。

與此同時，諸如代孕媽媽早產甚至難產搶救的風險，以及嬰兒早產后續護理成本陡升的問題，甚至客戶屢次不成功想要退錢，呂進峰表示自己全都遇到過。在他看來，上述問題可以通過提前協商簽訂合約來明確各方風險，“要看代孕機構愿不愿意去承擔這些風險。我簽協議不是規避風險，是來承擔風險，要杜絕無良客戶。”

但相比機構面臨的風險，代孕媽媽則是直接將子宮進行“出租”并面臨胎兒生育帶來的，包括生命安全在內的全部健康風險。呂進峰也坦言，高額的回報正是當前代孕媽媽們選擇冒險的原因。

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在1月19日晚間發文評論鄭爽風波時表示“要知道，在我國代孕行為是被明確禁止的。把女性的子宮當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當作商品買賣，甚至可以隨意丟棄，這條隱秘的黑色產業鏈打著法律的擦邊球，不止損害女性健康、物化剝削女性，更是踐踏公民權益、敗壞人倫道德。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鉆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國，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記者手記｜代孕風波背后是倫理和法律的探討

代孕、棄養……一個個驚掉眼球的字眼背后，是一場關于倫理和法律的探討，更是一場關于代孕是自由還是違法的爭論。

代孕在我國被明令禁止，但事實上，仍存在“灰色地帶”。在采訪過程中，因為代孕滿足了生育需求的人群確實有之，但因為代孕而大發橫財，或以代孕作為生存手段的人群更大有人在。其中造成的非法牟利、倫理困境以及現實糾紛更是不勝枚舉。

在代孕行為被我國法律法規明令禁止，且造成諸多隱含問題的情況下，事件當事人鄭爽作為公眾人物，更有龐大粉絲基礎，不經意間的一舉一動就頗具示范效應，這一行為不僅是用一句“未違反當地法律”就可以搪塞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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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星 滑昂 金喆 

編輯：湯輝

視頻編輯：韓陽

視覺：帥靈茜

排版：湯輝 牟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