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玲：我國在數字化+低碳化上有先發優勢，削減傳統能源類企業碳排不應操之過急

每經記者 李少婷    每經實習記者 楊卉    每經編輯 楊夏    

數字化轉型如何推動零碳制造？轉型潮中傳統制造業是否會被淘汰出局？轉型過程中如何平衡經濟與社會效益？

9月13日下午，零碳制造論壇暨《零碳時代的產業再造》發布儀式在聯想集團總部召開。會后，《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獨家專訪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玲，就上述問題展開了討論。

在陳玲看來，疫情后中國經濟率先恢復活力，能源消費總量還將處于遞增階段，中國“雙碳”工作在能源增長需求下進行。與傳統的信息化和工業化背景相比，數字化+低碳化的“新兩化融合”或將為我國企業實現零碳制造創造先發優勢，而健全的數字基礎設施、豐裕的產業信息和良好政商關系將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條件。

陳玲認為，工業數字化進程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和互聯互通三個階段。已經完成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企業，未來或將在云上工業數字化中占據優勢，率先開啟互聯互通。除此之外，不同企業和領域應實施差別性的行業轉型策略，傳統能源企業轉型涉及龐大的資產折舊，成本極高，不應操之過急；數字化優勢較好的工業互聯網企業，如何統籌布局，轉型的同時有效減少數字經濟自身的高能耗將是發展的關鍵。

陳玲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 圖片來源：每經實習記者 楊卉 攝

新“兩化”模式下，我國有很大的優勢和機會

NBD：我國企業在傳統的“兩化融合”背景下實現零碳制造有哪些劣勢？在“數字化+低碳化”的“新兩化融合”下有哪些發展優勢？

陳玲：傳統的“兩化”通常指即工業化和信息化。中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信息技術的主導范式已經基本確定了，如芯片設計和制造技術等，掌握核心技術的廠商大局已定。從國際市場規則制定上看，二戰后聯合國、世界銀行、WTO等國際治理體系已經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融入全球市場和接受國際規則的過程，我們的快速工業化是一個不斷學習和趕超的過程，面臨難以克服的后發劣勢。我們實現了產業技術上的學習和市場規模上的擴張，但實際上還沒有實現技術上的趕超或產業上的引領，仍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等問題，就是因為信息技術的主導范式和國際體系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被書寫了。

但在“新兩化融合”方面，即數字化+低碳化上，我們是有機會的。從技術本身看，我國很早就開啟了新能源的探索和實踐，如新能源汽車、風電、光伏產業等，這方面的發展還是比較領先的。且中國是數據大國，較大的人口和企業基數產生的數據是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和創新要素，這是我國很明顯的優勢。

要將這些資源的、技術上的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把實驗室技術推向市場，就涉及市場規則的制定。原本金字塔型的國際治理機制正逐漸被一些水平化、專業化的多邊協議取代，在自愿市場或私人監管體制下，未來很可能形成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市場治理復合體。因此無論是從技術還是規則制定上看，我們現在都面臨著新的機遇，隨著新兩化融合的發展，我國的產業是有優勢和機會的。

NBD：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哪些場景下有更大價值？

陳玲：未來數字化轉型是無處不在的，在國內我們看到，數字化的前半場是從B端到C端的消費數字化，大部分應用是針對個人消費者的，如美團、百度等。由于每個人所接受的數字化服務是同質的，可以大規模復制。

數字化的下半場是在工業數字化，區別在于每個工廠數字化的模式不同，不是任何一家企業進入工業云后都能得到無差別的工業數字化服務，有難度也有機遇。困難是不同企業工廠需要定制自己的數字化方案，而每一個數字化方案，都是分散的機遇，借此將不同行業、工廠、市場通過工業數字化連接起來。因此更大的價值不只體現在某個場景上，而是工業數字化的整個下半場。

圖片來源：攝圖網-400731808

企業數字化轉型初期需更多普惠性產業政策支持

NBD：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哪類企業有較好的優勢和基礎？不同企業如何分別實現轉型？

陳玲：我們國家很多制造業企業實際上還處在發展的腰部，并沒有完成數字化。數字化是分階段的。首先是信息化，企業將生產流程轉為可記錄可編碼的信息，例如企業的ERP系統，或其余信息系統。第二是智能化，如生產輔助決策系統等。第三是將不同的工廠聯系起來，也就是我們說的互聯互通，實現整個工廠和供應鏈的數字生產網絡。

現在國內其實很多企業，第一步的信息化都還沒有走完，更沒到智能化和互聯互通。已經完成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企業，是能夠在未來云上工業數字化中占據優勢，率先開啟互聯互通，通過衍生的網絡將上下游企業及供應商緊密聯系起來。

至于具體的轉型方式，差別性的行業轉型策略是可參考的模式。從以往的調研數據看，低碳行業具有多種組織優勢因素，在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較低的情況下，高水平的數字設施和豐富的生產實踐能夠有效彌補上述不足；高碳行業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則高度依賴于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管理經驗。兩類行業的共性因素在于，豐裕的產業信息和良好政商關系都是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條件。

NBD：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陳玲：就政府層面來說，首先還是需要相對明確的支持，如具體的促進產業創新發展的政策。其實更需要關注的是，很多（政府）還是比較傳統的產業發展思路，“以鄰為壑”或是“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仍然存在。我們調研的時候看到過這類案例，部分地方政府會要求企業必須在當地投資，才能給到補貼，或是其他選擇性的優惠政策。我們認為，未來還是需要更多地普惠性的產業政策，讓企業進入到全國乃至國際范圍的市場循環中。

當然，現在來看很多行業還是需要政府的集中采購模式。競爭確實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促發展模式，但早期的政府采購無疑是第一推動力，幫助行業去構建市場。尤其是企業數字化部署初期的沉沒成本是非常高的，可能無法去部署基礎設施，如“云管邊端”中的“云”和“管”等具有基礎設施性質的模塊。這時候政府來采購和提供一些普惠的，相對公共的接入模式，能夠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起到推動作用。

在上述基礎上，一旦數據成為了創新要素和生產要素，數據資源該怎么流動就很關鍵。政府應該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但要把數據流通起來，還能在保護數據安全的基礎上，讓民營企業、創新企業、獨角獸企業都能夠進入到這個數字市場，提供有創新性的服務，通過服務嘗試更多創新的途徑。

另外，建立多主體的數字經濟治理模式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引導和鼓勵企業參與，包括推出一些外在的市場激勵和長期規劃等。雖然治理領域很難有“萬能藥”，但也需要一個明確的預期。就是政府提供一個粗線條，企業在市場空間里靈活地找到自己的這個定位和市場。

高耗能、傳統能源企業不應操之過急

NBD：如何看待數字化轉型規模擴張或將帶來的能源反彈效應？

陳玲：理論上數字化可以促進節能、增效、減排，但由于規模放大的緣故，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反而可能是增加的，這就是反彈效應。舉個生活上的例子，如常說的無紙化辦公，本意是節省紙張的使用，后來我們發現，一旦電子打印的文檔出現一處錯就需要重新打印一份，原本一份文檔在特定情況下需要復制多份，反而增大了紙的消耗。能源也是這樣。數字化確實帶來了便利，但正因為效率的提高，可以服務更多市場，導致生產規模快速膨脹。

盡管能源效率提高，但總體的能源使用也變高了，這個反彈效應，其實也可以稱為規模效應。至于該如何避免或減少，其實也沒有必要著重調整，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就是擴大。應該重視的是實現能源生產和消耗系統平衡。

NBD：高耗能企業在轉型時該如何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行？工業制造中，高耗能企業會被淘汰嗎？

陳玲：其實現今一些能源，如火電等，仍是不可取代的。新能源目前還是不能完全滿足生產和生活的能源需求。對這些傳統企業，包括一些傳統的煤炭企業來說，既要經濟效益又要科技創新，這個問題不能微觀的來看。以火電廠為例，它是不得不排碳的，畢竟生產模式就是這樣，而且我國的火電行業已經大多采用可清潔燃煤技術。應該從整個能源系統來看。能更多消納可再生能源的新型電力系統，和現有的電力系統之間可以是疊加的關系，二者相對并行，先把新型電力系統逐步地建立起來，再逐漸去增加它的比重，但也不排斥原本的系統。

其實對于火電廠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轉型產生的資產折舊，一旦被要求在不長的時間內退出市場，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建議過快關停這類產業，而是該增加可再生能源，畢竟能源的消耗是遞增的，削減煤電不應操之過急。這也涉及一些地方激勵措施。如果將碳排放配額或減碳配額劃分到每個地方，導致地方處于政策壓力局部減碳，上述問題會更顯著。

當然，在數字化全面轉型的背景下，會有企業被逐漸被淘汰，但傳統制造業的市場還是復雜和多元的。長遠的趨勢來說，先進技術會逐漸取代或淘汰落后產能，但市場是多層次的，并不意味著技術差，或沒有開啟數字化的企業一定會退出。還是要找到自己的間隙市場。比如半導體產品是線寬越細越高端，“卡脖子”的高精尖產品大多是這類。

另一方面，低端的產品也有市場，如電子表、助聽器的芯片，線寬較粗的低端芯片就可以滿足需求。未來的市場應該是多元化和逐步演進的過程。無論是低數字化還是未開啟數字化的企業都要找到自身的間隙市場，進行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也能生存和發展，并非只依賴技術本身。

NBD：數字化企業本身的碳排放量也是逐年增長的，怎樣避免走出高耗能，又掉進數字化產業的碳排放焦慮？

陳玲：這一點需要承認，與傳統企業相比，高科技數字化企業的碳排放量是低的，但從逐年增長的趨勢來看，傳統企業是下降的，但互聯網企業是上升的。換句話說，我們從高耗能產業逐漸轉向低耗能，但低耗能自身的碳排放卻在逐年增長，全面轉型后體量也不算小。

但這個問題需要系統地看，比如企業使用的能源類型，是否是清潔能源；企業是否通過市場機制以相對經濟的方式獲得這些清潔能源、重點產業的區域布局是否跟能源優勢匹配等。如北京部分企業就將數據中心搬到了河北，不僅出于土地成本的考量，這些地區的風電資源也更加豐富。

所以實際上雖然耗電增加了，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也隨之增加，加上數據中心運營成本下降，也是可行的。我們不是一定要給產業貼上一個高耗能、或是高碳產業的標簽，也不能只看能源消耗。對高新企業，或正在向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來說，在業務開展前就做好能源規劃，是可以通過系統的布局來平衡數字產業的高碳排放問題。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實習記者 楊卉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