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九成抽樣企業碳排放數據未公布“范圍三”

每經記者 徐肖逍    每經編輯 董興生    

今年4月12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發布《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以下簡稱《指引》），《指引》自2024年5月1日起實施。根據《指引》，上證180、科創50、深證100、創業板指數的樣本公司，以及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被納入強制披露2025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名單，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進入相關名單。

另外，3月27日，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衣學東在博鰲亞洲論壇表示，預計截至2023年年報披露完成，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將實現ESG信息披露全覆蓋。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主動發布ESG專項報告，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推動我國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水平再上新臺階。為此，近日，每經品牌價值研究院根據Wind數據，抽取100家各大行業重點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分析其2023年度ESG相關報告，以期為我國上市公司ESG信披質量提升提供借鑒和參考。本期推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披觀察”系列之環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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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篩選和分析100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3年度ESG相關報告，每經品牌價值研究院發現，它們從多維度響應了國家“雙碳”目標。不過，環境議題數目和內容雖然“五花八門”，但其中超九成企業碳排放數據未公布“范圍三”（指產業鏈、價值鏈上下游的碳排放）。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ESG中心聯合主任包婕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部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ESG報告存在有“量”無“質”、信披數據不規范等問題。她同時表示，三大交易所的《指引》為企業披露環境信息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基礎，企業可以以此為參照進行披露。

包婕還建議，企業可以做好披露報告與標準的對標工作，制定內部ESG信息管理機制，不僅能使信息得以清晰披露，還能讓ESG信息數據有依據、可溯源、真實可信。

多維度響應“雙碳”目標

相較于其他類型的上市公司，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踐行ESG時普遍更擁有戰略眼光。大部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積極響應國家的“雙碳”目標，將“雙碳”目標融入公司運營管理中。

總體來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積極響應“雙碳”目標，有三大特點。

第一是制定碳排放目標及行動計劃。比如，寶鋼股份制定了碳中和三個五年中期減碳目標：即以2020年為基準年，2025年減碳8%，2030年減碳15%，2035年減碳30%。并且，其還制定了詳細的碳中和技術路線圖。

而中國石油則制定了綠色低碳轉型路徑：力爭2025年實現新能源產能占國內能源供應能力比例的7%。

第二是充分利用新能源技術，主要采用的新能源包括水電、風電、光伏、儲能、氫能等。

比如，中國石油也提及了新能源替代方案：力爭實現新能源新業務與油氣業務三分天下格局，基本實現熱、電、氫對油氣業務的戰略接替。中國鋁業在氣候應對策略中提及了優化用能結構，加快新能源和綠色產業布局，尤其是加大光伏發電的力度。

第三是注重構建零碳城市、零碳工廠。比如，長江電力對“零碳”效果更為重視，強調打造零碳社區、零碳校園及零碳工廠。中航沈飛更是提出了自己的戰略目標：到2060年，全面建立綠色零碳航空體系。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紛紛提出自己的“雙碳”目標和路線圖，對綠色減碳工作意義重大。包婕認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提出‘雙碳’目標符合國家‘雙碳’戰略的整體布局，是對國家宏觀戰略的高度響應。”

她說：“‘雙碳’目標戰略往往起到中長期的戰略引導作用，能夠自上而下明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低碳轉型整體的發展路徑，為企業更好推動工作明確目標和方向。”

三大交易所的《指引》，從2024年5月1日起實施，當時很多上市公司2023年度ESG相關報告已經發布。不過，對照之下，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參考三大交易所《指引》，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框架主要由治理、戰略和影響、風險和機遇管理、指標與目標四大部分組成。總體來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報告框架完整且內容詳細。

如運輸行業龍頭中遠海控列出了詳細的氣候變化風險識別清單，包括風險類別和風險名稱、應對舉措和潛在財務影響等。公司也發布了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2030年較2019年，集裝箱運輸業務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12%；2030年較2020年，控股碼頭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20%，最晚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

《指引》建議企業披露的8個環境議題分別是應對氣候變化、污染物排放、廢棄物處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合規管理、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循環經濟。

每經品牌價值研究院統計發現，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3年度ESG相關報告的環境議題，各有不同，甚至“五花八門”。

如上述圖表所示，不僅各家企業環境議題數目不同，具體分類和側重內容也不同。比如，對金融行業來說，綠色金融議題在環境維度占較大篇幅，而對生產制造型企業來說，污染物排放和環境管理議題更為重要。

針對這個現象，包婕認為：“整體而言，三大交易所的《指引》框架為企業披露環境信息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基礎，企業可以以此為框架參照進行披露。”

她同時建議，在具體披露中需要注意，不同行業企業涉及的ESG議題有較大差異，尤其是環境議題部分，并非所有企業都要按照完全統一的框架進行披露。因此，企業在具體開展環境信息披露時也要根據自身行業特點有所側重。

超九成未公布“范圍三”

2023年6月，ISSB（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發布了兩則新規，分別是《關于可持續發展相關財務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IFRS S1）和《氣候相關披露》（IFRS S2），規定了企業需要在未來的ESG報告中披露“范圍三”排放。

每經品牌價值研究院觀察發現，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碳排放總量的范圍統計主要是范圍一（企業直接控制的能源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和范圍二（企業購買的能源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很少包括范圍三（指產業鏈、價值鏈上下游的碳排放）。

在100家抽樣企業中，只有8家企業統計和發布了范圍三的碳排放數據。如保險龍頭中國人保，提及了“范圍三”的員工差旅排放量，達到571.38噸。

申萬宏源也對“范圍三”的碳排放數據進行了統計，2023年達到17286.79噸，超過了范圍一和范圍二的總和。其他公布“范圍三”的抽樣企業包括中國移動、中國銀行、招商證券、寶鋼股份、招商蛇口、碧水源。

包婕認為，出現這一現象存在多個原因。“一是缺乏統一的統計方法，當前‘范圍三’相關的方法學在統計邊界、統計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較大空缺，企業進行統計缺乏明確的方法學和指引；二是數據搜集較為困難，尤其是對供應鏈上的碳排放數據難以進行搜集，且一些數據還可能涉及保密性問題，較難對外公開披露。”

她建議，首先從方法學上進行探索，監管層面能夠牽頭開展“范圍三”測算的相關研究，并為企業提供測算指引，從部分行業開展試點測算工作，當然企業也可以自身開展相關研究探索工作；其次，企業可逐步建立自身的碳排放數據庫，加強對供應鏈碳排放數據的統計和管理，通過數字化相關手段輔助支持進行碳排放統計。

總體來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ESG報告披露數量和質量明顯領先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不過也存在不足之處。

包婕認為，較大的問題是部分ESG報告有“量”無“質”，看起來篇幅較大，但在披露內容上華而不實，缺乏對關鍵議題或關鍵信息的披露。還有一些企業在定量信息披露上存在口徑不明確、標準不統一、歷年數據差異較大等情況。

她給出了改進建議：“企業應該做好披露報告和標準的對標工作，在參照和遵循ESG相關標準時不僅是在議題上進行參考，還應該具體對標指標內容，對指標相關要求明確的定性和定量信息進行清晰披露。”

同時，她建議企業制定內部ESG信息管理機制，建立企業內部ESG指標體系，對相關信息進行完善的歸口管理，做到ESG信息數據有依據、可溯源、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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