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杰：走出“養老金困境”還得靠改革

日前，在第三屆中國養老服務業發展論壇上，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有關負責人透露，2013年底全國老人數量達到了20243萬，占總人口的14.9%，預計2023年將達到3億，2033年超過4億。

明天，誰來為我們養老?是否會老無所依?未富先老，是中國人面臨的挑戰，也總能觸動公眾的神經。近期公布的2014年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情況，就引發各方關注。有媒體據此自行計算，聲稱今年養老保險可能收不抵支，當期“虧空”將達1500多億元。盡管這種分析是將財政補貼剔除之后得出的嘩眾取寵的結論，但必須承認，全民養老的壓力客觀存在。作為養老保險的三大組成部分，單位繳費主要用于現收現付，經濟增速的回落讓“現收”逐步縮緊，人均壽命的提高讓“現付”不斷擴張;個人繳費賬戶則由于歷史因素，短期內難以做實;至于財政補貼，已經占到了養老保險總額的14%，加之養老金的“十連升”，再進一步增長的空間較為有限。

一邊是支出的巨大責任不可推卸，一邊是收益的渠道來源難以拓展，養老改革應如何推進，才能實現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系統地看，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一“減”一“加”是治本之策。減的是支付壓力，包括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堅持精算平衡原則，特別是“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加的是收入來源，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彩票等專項收益，以及“加強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和監督，推進基金市場化、多元化投資運營”，也就是俗稱的“養老金入市”。

然而，一提“延退”“入市”，似乎便成了敏感詞——干了一輩子革命工作，還不讓早點歇歇嗎?老人不騰位子，年輕人該怎么進步?再有，保命錢怎么能炒股票?賺了還好，賠了算誰的?

這些疑慮不無道理，但誤讀的成分更多。本報駐外記者的調查顯示，發達國家的男性退休年齡多為65歲左右，女性在60—65歲之間，我國女職工50歲退休為全世界最早。多數國家都采取漸進方式提高退休年齡，因此，柔性、彈性地延遲退休年齡，應當說是應對老齡化、釋放人力資本潛力的穩健之路。

至于“養老金入市”，不能簡單等同于炒股。投向國債、企業債等固定收益產品，也是對發展紅利的分享。如廣東試點經驗是，投資運營1000億元的累計收益接近百億元，跑贏了CPI也遠超保底預期。證監會的一項研究也表明，不少國家和地區的養老金均通過資本市場實現了保值增值。

這些道理，人們可能一時不理解、不適應，改革者對此必須有所擔當，既要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做好思想工作，更要靠看得見、實打實的利益來引導。比如說，對主動延遲退休者，適當提高養老待遇;養老金入市的紅利，拿出一部分投向“一床難求”的公共養老設施。當年的新農保，曾讓不少農民兄弟觀望，正是多繳多得、多繳多補的甜頭，最終使“上車”的人越來越多。

從方法論上講，也啟示改革者，不僅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礙，還需要有效回應“未得利益”的關切;不僅要改革久遭詬病的養老雙軌制、統籌好畸輕畸重的各地養老金，更需要讓群眾切身感受到延遲退休的好處、養老金入市的回報。只有將改革的“動能”化為發展的“勢能”，讓大多數人見得到改革的紅利，好事才能辦好，實事才算辦實。

養老改革，涉及民族的孝道、收入的穩定、分配的公平，全社會高度關注。這些年來，從養兒防老到社會互濟，從大包大攬到市場運作，養老改革已經邁出堅實腳步。實踐證明，唯有銳意改革、穩中求進，才能走出養老金困境，化解全民養老的焦慮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