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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揭秘華為成功秘訣 為何堅持不上市

    新華社 2016-05-10 15:08:10

    別人炒房炒股,華為不為所動,堅持不上市,因為上市后,股東看到可以賺快錢,就會逼著企業橫向發展,華為就不能守住“上甘嶺”,攻進“無人區”。在華為,最重要的不是錢,而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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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5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總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在任正非看來,華為成功的原因是“三字經”:

    “癡”——28年堅持只做一件事,即對準信息通信領域這個“城墻口”沖鋒。幾十人的時候如此進攻,現在17萬人還是這樣沖鋒。

    “傻”——別人炒房炒股,華為不為所動,堅持不上市,因為上市后,股東看到可以賺快錢,就會逼著企業橫向發展,華為就不能守住“上甘嶺”,攻進“無人區”。在華為,最重要的不是錢,而是理想。

    “憨”——華為花了28年時間向西方公司學習管理,每年花上億美元請IBM顧問團隊來幫助管理企業,這樣才使得華為的生產過程走向了科學化、正?;?。

    《華為的冬天》《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任正非的憂患意識眾人皆知,但如今他變得樂觀,認為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華為的咖啡杯中飛,華為已經匯集了世界主要的技術潮流。

    是什么讓任正非發生了變化?

    展望中國創新的未來,任正非認為很有前途,但要克服幾個問題:

    一是虛擬經濟不接“地氣”。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泡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

    二是戰略耐性不足。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要沉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

    三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夠。過去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很多大公司,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未來會崛起更多大產業,這需要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跟上。

    對于高房價這樣的“痛點”,任正非直言不諱:這是活力分布的時代,高房價最終會摧毀城市競爭力。

    任正非和華為公司,堪稱當代商業史上的傳奇。

    1987年,年滿43歲的任正非和5個同伴集資2.1萬元成立華為公司,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深圳的一個“爛棚棚”里起家創業。

    28年后,華為公司由默默無聞的小作坊成長為通信領域的全球領導者:2015年營收3950億元人民幣,凈利潤369億元,增速均達30%以上。作為華為領軍人物,任正非從一名中年創業者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家,深深影響了許多人……

    華為走過了怎樣的創業、創新之路?成功密碼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樣“一件事”?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在他看來,當下的深圳乃至中國應該如何創新驅動發展?政府需要筑牢哪些堤壩?

    帶著一系列問題,新華社記者近日走進位于深圳龍崗坂田的華為總部,與任正非面對面,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訪談……

    成功密碼:“堅持只做一件事”

    記者:當下全球經濟不景氣,華為卻逆風飛揚。華為成功的基因和秘訣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華為的發展得益于國家政治大環境和深圳經濟小環境的改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的發展。深圳1987年18號文件明晰了民營企業產權。沒有這個文件,我們不會創建華為。后來,華為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我們感到稅負太重,很多同事說把錢分了算了。這時深圳出了“22條”,提出投資先不征稅,等到收益后再征稅,實行了好幾年。這個時候我們就規模化了。

    第二,華為堅定不移28年只對準通信領域這個“城墻口”沖鋒。我們成長起來后,堅持只做一件事,在一個方面做大。華為只有幾十人的時候就對著一個“城墻口”進攻,幾百人、幾萬人的時候也是對著這個“城墻口”進攻,現在十幾萬人還是對著這個“城墻口”沖鋒。密集炮火,飽和攻擊。每年1000多億元的“彈藥量”炮轟這個“城墻口”,研發近600億元,市場服務500億元到600億元,最終在大數據傳送上我們領先了世界。引領世界后,我們倡導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個開放、共贏的架構,有利于世界成千上萬家企業一同建設信息社會。

    第三,華為堅定不移持續變革,全面學習西方公司管理。我們花了28年時間向西方學習,至今還沒有打通全流程,雖然我們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經很好了,但和愛立信這樣的國際公司相比,多了2萬管理人員,每年多花40億美元管理費用。所以我們還在不斷優化組織和流程,提升內部效率。

    記者:華為每年花上億美元請IBM顧問團隊來幫助管理企業。為什么要花這么大的價錢改進管理?

    任正非:你們知道嗎?豐田的董事退休后帶著一個高級團隊在我們公司工作了10年,德國的工程研究院團隊在我們公司也待了十幾年,才使我們的生產過程走向了科學化、正?;?。從生產幾萬塊錢的產品開始,到現在幾百億美元、上千億美元的生產,華為才越搞越好。我們每年花好多億美元的顧問費。

    我們走出國門、走向全世界的時候,什么都不會,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請世界各國的工程顧問公司幫助我們。第一步就是認真學習,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規范化?,F在我們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簡單一些、更好一些。

    記者:華為有沒有弱點?

    任正非:有。華為公司3年前應該快垮了。為什么?因為大家有錢了,怕苦了。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們就琢磨:為什么不提升一線作戰的人的待遇呢?我們確定非洲“將軍”的標準與上海、北京的標準不一樣,年輕人在非洲很快就當上“將軍”。你在非洲干,就朝著這個非洲“將軍”的標準,達到了就是“將軍”,就可以拿“將軍”的錢。現在我們的非洲員工根本不想回來。

    記者:創新能把華為領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任正非:比如4K高清電視,現在北京、深圳都還做不到,但四川全省連邊遠農村用的都是4K高清電視,就是我們和四川電信合作做的。4K電視會把帶寬、信息管道撐得很大。手機很快也是2K了,也會把信息管道撐大。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來做!4K現在還沒有到來,VR(虛擬現實)就要到來了,還能互動,流量會遠遠大于4K。這是阻擋不住的社會發展趨勢,也是巨大的戰略機會。香港、澳門馬上也會實現。四川的實踐證明,普通的農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帶寬。

    堅守“上甘嶺”:“中心是有理想”

    記者:華為成長過程中,正逢中國房地產爆發,您是否動搖過?

    任正非:沒有。沒炒過股票,沒做過房地產這些東西。

    記者:沒有誘惑么?

    任正非:沒有。那時,公司樓下有個交易所,買股票的人里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我們樓上則平靜得像水一樣,都在干活。我們就是專注做一件事情,攻擊“城墻口”。

    記者:是怎樣形成這樣一種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總結的話就是傻,不把錢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堅守“上甘嶺”。錢不是最重要的。

    記者:華為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為理想和目標而奮斗。守住“上甘嶺”是很難的,還有好多犧牲。如果上市,“股東們”看著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創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

    記者:歷史上很多大公司幾乎在一夜之間倒閉了,就像在《創新者的窘境》里寫的一樣。您有沒有這種憂患意識?

    任正非:至少在大數據傳送這個領域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我們可以及時把“黑天鵝”轉化成“白天鵝”。我們內部的思想氛圍是很開放自由的,“黑天鵝”只會出現在我們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們這里已經匯集了世界主要的技術潮流。

    記者:您對華為的未來比較樂觀,但是您自己也在強調“下一個倒下的是不是華為”,為什么?

    任正非: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公司也會懈怠,我們增長的速度非??欤窃鲩L完了以后會不會變懶呢?我們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們國家一定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物權都有物權法保護了,至少知識產權要等同于物權。國家要保護知識產權,才能有發明。

    記者:前段時間您和愛立信簽訂了一個專利交叉許可協議?

    任正非:是的,簽訂后我們公司高層歡呼雀躍,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世界門票。我們一個普通員工寫了個帖子,說“我們與世界握手,我們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們保護原創發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創,最后這個原創就會發展成產業。

    修寬航道:“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

    記者:企業間的競爭其實挺殘酷的,但剛才聽您講到和國外的競爭對手可以自如地對話,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講企業競爭搞焦土政策嗎?

    任正非:那是別人說的焦土政策,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華為是小公司的時候就很開放,和別人總體都是保持友好的。為什么我們在國際市場有這么好的空間?因為我們知識產權的“核保護傘”建立起來了,這些年我們交了那么多的知識產權費給別人,當然我們也收了非常多的專利費,和那么多公司簽了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別人嘛。我們現在發展速度比別人快,進入的領域比別人深,我們還要顧及世界的發展。

    記者:華為都是在主航道作戰,那現在主航道是越來越寬了呢,還是越來越窄了呢?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強了,還是怎樣一個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出未來信息社會是什么樣子。我們只是把航道修寬了,在航道上走各種船,游艇啊、貨輪啊、小木船啊,是別人的,運營商也只是收過路費。所以我們要跟千萬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管住“兩條堤壩”:“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

    記者:在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怎樣?您對政府有什么建議?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政府基本不干預企業的具體運作。法治化、市場化,其實政府只要管住這兩條堤壩,企業在堤壩內有序運營,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在法治化和市場化方面給企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記者:深圳創新型經濟如何走在全國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這方面要走在全國前面。打知識產權官司,法庭要公正判決。

    記者:過去有一個階段,珠三角地區被稱為“世界工廠”。您怎么看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廠之路?這條路對創新發展、創新驅動有怎樣的價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來華為看,會覺得華為是家快關閉的工廠。我們是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一個爛棚棚里面起家的。我們曾經也是落后工廠,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廠還可憐。

    演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F在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東南亞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數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你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改進自己、趕超自己,慢慢就會發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記者: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制造業的支撐,所謂高科技也是沒有基礎的?

    任正非:是的。我們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高科技嗎?不可能。我們的產品是由多少零件組成的?以前買這些零件,我們都是付人民幣,到東莞提貨,現在是付美金,到東南亞提貨了。

    走向繁榮:“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記者:您覺得現在抓住國際機遇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重點應該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減稅,先把稅減下來。減稅可以帶來企業持續減負,從而增加更多投資和創新,企業有錢搞研發,這樣就可能得到休養生息和喘息的空間,產業就能做大,稅基也大了。第二,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機制。華為這些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經營增值部分,按資本與勞動的貢獻設定一個分配比例,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起來了。

    記者:創新跟改革開放是什么關系?

    任正非: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么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我們還是得發展實體企業,以解決人們真正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中心,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改革的動力有弱化的現象,您怎么評價?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實現不了,它的動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實實的是,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轆轤籬笆狗都沒有變,你怎么能變成“富二代”呢?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努力創造、緩慢健康成長的心態,每個人的滿意度就提升了。

    戰略耐性:“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記者:美國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國創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復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么來。

    記者:中國有可能成長出許多個“華為”嗎?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業做大,就得專心致志為客戶服務。小企業特別是創業的小企業,就是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真心誠意為客戶服務。小企業不要去講太多方法論,就是要真心誠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賣出去的。只要真心誠意去對客戶,改進質量,一定會有機會。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復雜。第二,先在一個領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個“螺絲釘”。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脹。我始終認為企業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發展。

    泡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產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功夫,我們要有戰略耐性。要尊重科學家,有一些人踏踏實實做研究。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著急,不要大躍進。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們公司在世界資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個能力中心,沒有這些能力中心科學家的理論突破,就沒有我們的領先世界。中國必須構建理論突破,創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為大產業。

    記者:您說的理論創新是指基礎研究?

    任正非:理論創新比基礎研究還要超前,因為他寫的方程也許連神仙都看不懂,就像愛因斯坦一百年前寫的引力場方程,當時誰也看不懂,經過許多科學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終于證明理論是對的。很多前沿理論突破以后,人類當時都不能理解。

    記者:華為聘用的國外科學家很多?

    任正非:我們海外研究所的科學家大多是外國人,所長是中國人,所長就是服務。我們“2012實驗室”現在有700多位科學家,今年會到1400多人。

    記者:高科技發展應該以基礎理論為支撐?

    任正非:有理論創新才能產生大產業,當然有技術創新也能前進。日本一個做螺絲釘的小企業,幾十年只研究螺絲釘,它的螺絲釘永遠不會松動,全世界的高速鐵路大都是用這個公司的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過德國的小村莊工廠,幾十年就做一個產品,打出的介紹圖不是說銷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額多少,村莊企業?。?/p>

    記者:就您在華為成長過程中的感受,我們國家在未來一輪經濟周期怎樣才能“搶占”高新技術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搶占”這個概念,一搶,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實實做基礎,融入世界潮流,與世界一同發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來三十年:“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記者:有人說深圳走上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其中的一個動力源就是華為?

    任正非:未來信息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象,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伴隨生物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實現等等,未來人類社會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我們面對著極大的知識產權威脅。過去二三十年,是從落后通信走向寬帶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多少大公司,美國思科、谷歌、Facebook、蘋果,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大產業,比如VR虛擬現實,中國在這些產業是有優勢的,但是要發展得更好,必須有十分苛刻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

    記者:您覺得中國應該建設和發展怎樣的一種商業環境?

    任正非:我認為中央提出新常態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適當發展慢一點,有發展質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個專家說,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又再建一個鋼鐵廠,規模就做大了;第二種叫普羅米修斯投資,普羅米修斯把火偷來了,有了火才有人類文明,這就是創新突破。我們國家提出要沿著創新之路增長經濟,是正確的。外延式增長,投資越大產品越過剩,價格越來越低,投資效果越差。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機遇,同時面臨的大風險是什么?

    任正非:我覺得,中國經濟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問題。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國的情況還是比別人好的,只要不讓假貨橫行,就出不了大的問題。

    防范危機:“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

    記者:您覺得深圳未來的危機在哪里?

    任正非:很簡單,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茲堡,有鋼鐵。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車。現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會分散化,會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絡、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記者:華為是深圳本土成長的企業,您對深圳的城市發展比如國際化、改革開放等有怎樣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業的發展,每一個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間發展。

    我們國家最終要走向工業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工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來換取工業的成長?,F在土地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產業成長的可能空間就會越來越小。既然要發展大工業、引導大工業,就要算一算大工業需要的要素是什么,這個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載了多少產值,這些產值需要多少人,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對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任正非:首先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企業在國內就要遵紀守法。你在國內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頭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國企業盲目走出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不會立竿見影,會幾十年一百年慢慢釋放影響。第二,要學會在中國管理市場經濟,在中國你死我活地對打,還活下來了的話,就能身強力壯地出去跟別人打。中國要加強法律、會計等各種制度的建設,使自己強盛了走出國門。不然企業走出去會遇到非常多的風險,最后可能血本無歸。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趙東輝、李斌、劉詩平、蔡國兆、彭勇、何雨欣

    責編 何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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