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勛：李克強調研金融系統透露5大重要信息

◎周子勛

繼去年4月中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國開行和工商銀行并主持召開座談會，強調金融調控在新常態下要有新舉措后，今年6月20日，他又一次來到金融系統——建設銀行、央行考察并主持召開座談會。

在座談會上，李克強表示，近一年以來，國內金融形勢總體實現平穩運行，但當前國內一些地區和產業發展仍面臨較大困難。對此，要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加強與積極財政政策等的協調配合，增強靈活性和針對性，注重預調微調，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

李克強指出，要更大力度推動解決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民營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引導商業銀行滿足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融資需求，助力民間投資。同時，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探索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轉板機制，發展服務中小企業的區域性股權市場，促進債券市場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做好頂層設計，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采取綜合措施逐步降低非金融類企業杠桿率。要加強對跨市場、跨行業、跨機構交叉感染風險的監測、識別和預警，高度關注跨境資本異常流動，推進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有效遏制非法集資、非法金融活動。

在筆者看來，李克強總理此次考察金融系統有很強的針對性。從公開的調研內容來看，至少透露出以下幾個重要信息，值得高度關注。

●當務之急是促進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李克強強調，要“持續加大支持實體經濟力度，不斷深化金融領域各項改革”，意味著中央政府當前的重頭工作依然是經濟穩增長。穩增長需要加大投資力度，需要銀行放貸。

當前，盡管我國經濟運行平穩但經濟增長依然乏力。其中，投資增速自2000年以來首次跌破了10%；消費市場雖然保持平穩發展，但距離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仍有很大差距；外貿出口自3月增長11.5%以來已連續兩月負增長；工業增加值也只是微增。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結構性調整周期，驅動資金“脫虛入實”已成為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務之一，而商業銀行貸款高出歷史水平的適度增長，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需要，更是一種必然。但是，貸款“放量高走”且表現出“脫實向虛”趨勢的超常態增長，是危險信號。

這種“增長的危險”與商業銀行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密切相關。利潤主導異化或固化下的貸款“任性”與“沖動”，令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大增。主要表現是：商業銀行貸款對象的市場集中度越來越高，并與我國經濟轉型所內在要求的產業均衡性調整、行業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產生程度不同的背離。中小微企業獲取貸款更為艱難；商業銀行貸款投放的市場“風險導向”長期策略，正不自覺地讓位或者說麻醉于短期“利潤增長”目標。貸款對象、期限、利率、幣種等錯配的狀態加重并更為突出，階段性利潤成果很可能成為積累式的未來風險的代價；商業銀行貸款總量加速擴張，伴隨的卻是實體經濟配置效率的持續下降。

在全部貸款中，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比重不斷下降，已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單元式和結構性存量“板結”現象嚴重。新增貸款從實體經濟企業回流虛擬市場慣性巨大，加重了市場泡沫；商業銀行利潤來源對貸款手段的依賴性越來越高，在資產總量快速增長趨勢下，業務結構單一的矛盾更為突出。有相當部分中間業務收入，靠貸款利息收入的轉移或再分配來支撐和完成。還有，商業銀行風險基礎機制和管控標準底線受到損毀。比如，為了少提取不良貸款撥備，增加利潤，人為壓低和調整不良貸款基數，對本該歸入不良的貸款仍放在正常貸款中核算，或盡量減少高風險類別的不良貸款占比，形成并不真實的不良貸款數據。凡此種種，正在把商業銀行的經營引向本末倒置、棄本求末的危險之路。

因此，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要取得成效，政策層面需要緩解銀行對實體經濟貸款的風險，包括優先補充資本的政策傾斜，否則政策恐怕無法落地。盡管長期放開金融準入管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但短期夯實銀行業根基才是解決實體經濟融資問題的先決條件。

●貨幣政策仍將保持穩健和中性適度

與早前央行發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及近日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2015年報》相比，李克強總理的考察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的表述似乎新意不多。對比之下，李克強總理的表態基本上與央行報告類似，顯示政策基調并未發生轉變。

但在實體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情況下，不排除下半年政策調整的可能性。其中的關鍵點在于，“確保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從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看，經濟增長依然處于范圍區間。不過，若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繼續回落，進一步偏離全年目標，下半年可能有更多寬松政策出臺。

●扭轉民間投資急劇下滑趨勢是關鍵

今年前5個月，民間投資同比名義增長僅3.9%，其中5月民間投資同比增速只有1%左右。民間投資疲軟顯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體制改革仍有待大力強化。

有專家從五方面原因剖析民間投資增速緣何持續回落：一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自1978年以來罕見的一輪長周期下行，且目前對于底在哪里較難判斷；二是國有經濟對民營經濟和外資的擠出效應；三是國有企業的定位日益清晰和強化，但民營經濟的定位卻日益模糊與僵化；四是對民營投資臨時性、救濟性的特權措施沒有達到實際效果；五是民營企業對進行中長期投資的信心開始弱化。

對此，李克強強調，引導商業銀行滿足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融資需求，助力民間投資。而最近國務院也發布了《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這對于保障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對于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十分重要。

值得關注的是，民營資本正紛紛抱團發展財團經濟。繼2014年成立中民投后，一些省份也紛紛成立地方版“中民投”。如6月20日，由紅豆集團、沙鋼集團、協鑫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等11家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注冊資本86億元的江蘇民營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財團經濟”為平臺，鼓勵民營經濟聯手搞財團，通過財團方式來集約資本，發展民營經濟，這種模式如果能推開，對于利用社會資本振興經濟，將起到顯著作用。

●對金融部門的改革和發展提出新要求

比如加快完善債券市場改革是未來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

今年2月份，中國已經取消大部分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的配額限制，早前還宣布符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的基金公司不需要申請配額，初步解決了境外投資機構面臨的額度制約。最近，央行決定自2016年6月15日起發布國債及其他債券收益率曲線，旨在反映在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各期限結構的到期收益率。

當前，隨著歐盟、日本陸續開始實行負利率，加上英國脫歐風險加劇，全球資金進入“避險”模式，以至于全球國債收益率一片慘淡。與此相對的是，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今年迄今已上漲至2.95%，是全球15大經濟體中，可比國債收益率唯一上漲的國家。

中國應該抓住當前窗口機遇期，通過加速落實我國債券市場的相關改革，健全我國債券市場相關交易制度，對外充分展現改革的決心，吸引更多外資進入中國債券市場。外資大量進入不僅能促進我國債券市場健康發展，還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邁出更為堅實的一步。

●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重中之重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加速，部分過剩行業及其上下游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變差，企業違約所引發的信用風險，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挑戰。這種信用風險不僅體現在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攀升上，信托、證券、保險等其他金融機構的融資業務同樣有信用風險上升的問題。此外，部分行業企業的債券違約可能性加大也是信用風險上升的體現。

據彭博數據，今年下半年，中國非金融類公司需要償還2.2萬億元人民幣（3410億美元）債券，其中包括430億元被中國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評級低于AAA的債券。這一數字高于上半年的2萬億元人民幣，違約風險繼續加大。

而從債券市場近期表現來看，自4月出現大跌以來，盡管過去7周呈現上漲趨勢，但主要集中于最高評級的債券上，未來隨著第三季度一系列較低評級債券的集中到期，市場違約風險將會加大，以鋼鐵為主的產能過剩行業可能成為重災區。因此，致力于“去杠桿”，管理金融風險，防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重中之重。有報道稱，鑒于種種原因，原本應在明年初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可能提前在今夏舉行。

（作者系《中國經濟時報》社評理論部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