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和城鎮化

每經記者 吳林靜  劉艷美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片來源：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網站

2月27日晚間，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他在經濟領域的建樹頗負盛名，“厲股份”“厲民營”“厲非均衡”，市場給予的一個個綽號背后，記錄著他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產生的深遠影響。

“體制改革、機制轉換”，厲以寧的研究總是指向這一關鍵問題。改革開放以后，厲以寧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到20世紀90年代，大量農民工外出，激起他對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鄉一體化的思考；2003年開始，他以中央智力支邊協調小組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的身份，常去貴州畢節考察，研究重心這才轉移到農村問題上來。

雖然他說自己“從小生活和學習都在城市中，對農村情況不了解”，但他后來對城鎮化的觀察、研究與理論，并不妨礙他在市場中又獲得一個新的稱謂：“厲城鎮”。

開出改革的藥方

“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從宋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但當時盡管有城鄉二元結構，卻沒有城鄉二元體制。城鄉二元體制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才建立的。”厲以寧在《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一文中總結。

城鄉二元體制和國有企業體制，曾是支撐計劃經濟的兩大支柱。改革開放以后，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綜合國力大大提高，成就舉世矚目。但在厲以寧看來，還有一個大的問題尚未解決，就是對于幾十年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相對滯后，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觸動城鄉二元體制。

這導致的后果是，城鄉發展出現不協調，城鄉差距也呈擴大趨勢。“農民工”成了這一體制下的代表性產物。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至今，城市發展駛入快車道，農民離開鄉土走進城市，“農民工”規模不斷擴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全年農民工總量已達29562萬人，相比上年仍在增長。

這個特殊的群體“漂泊”于城鄉之間，日常居住和生活空間與戶籍所在地分離，也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由此引發一系列新問題——

例如，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之后，土地“撂荒”；農民工進城后，家屬也進城了，子女卻無法在城市就學；每逢春運，大量人口遷徙，也同農民工回鄉探親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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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厲以寧在出版《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一書時，還著重提到一個“怪現象”。“中國現在的狀況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擴大差距。” 厲以寧認為，這種不正常，正是由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

“拿教育來說，城市人均教育經費多，農村人均教育經費少。即使是義務教育，農村學生學習質量也不高，讀完初中后就開始找工作……這種情況慢慢會形成社會階層固化，影響到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二次分配領域，“拿看病來說，城市職工看病公費醫療；農民工辦合作醫療的也要交一部分錢，還有的沒辦合作醫療。”

新問題、“怪現象”怎么解決？厲以寧開出的改革“藥方”，就是城鎮化——如果不從體制、機制上著力，不把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作為今后改革的重點，農民就始終難以擺脫困境；如果不推進城鄉一體化，農民就無法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厲以寧在多個場合提到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他說，統籌城鄉發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這是中國下一輪改革發展的重點，也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艱辛。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此后，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斷推進，“將促進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城鎮化的首要任務”也被不斷強調。

走符合國情的道路

在厲以寧看來，中國地少人多，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也就是“就地城鎮化”。具體又包括三個部分：

其一是城市老城區改造，通過工廠外遷形成商業區、服務區，改造成適合人居住的居民區、商務區、服務區、文化區。

其二是工業新區，新建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實驗區、物流園區等，通過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成為未來的新經濟增長點。

其三是農村新社區，指靠近城鎮的農村社區建設。它不僅是個單純蓋樓的問題，還要進一步園林化、走綠色經濟道路、完善公共服務，以及讓城鄉社會保障趨于同樣的標準。

“新社區就是中國式城鎮化的主要特色，它們就形成未來新的小城鎮。”厲以寧說，讓農民在這個區域適應由農民變居民，再自然而然向城鎮化走，向城鄉一體化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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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提到：“農民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農民工”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產生的，隨著城鄉戶口一元化，這一名詞也將消失。而轉移農民，并非只有進城打工這一條途徑。更為穩定、有效而又十分重要的途徑，恰恰是農民創業，并由此進入非農產業領域。

城鄉一體化改革，是首要的、具有關鍵性意義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城鎮化的推行、土地確權、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戶籍一元化等等改革與發展措施。這是關系到“以人為本”原則得以貫徹的大事，也是可以帶來最大的改革紅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閑視之。

去年，新一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發布。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王凱解讀，上一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在空間上的著力點主要是，建設一個城鎮體系優、功能互補強的城市群。而新一輪規劃的亮點則是特別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特別補充“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補短板強弱項、就地城鎮化”。

厲以寧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的暢想：也許到2028年，也就是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五十年的時候，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就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估計到那個時候，城鄉體制已經一元化了。曾經存在過的城鄉二元體制，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插曲。這位經濟學家篤信，“這是總的趨勢，誰也無法改變。”

達成“城鄉一體化”是個怎樣的局面？厲以寧繼續描述，戶籍是統一的，社會的職業分工是必要的，人們之間只有居住地點的不同和職業分工的不同，權利是平等的，機會也是平等的。實現城鄉居民無身份差別和權利平等的目標，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實質。

厲以寧說，“這就是城鄉一體化的真正含義。”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共同富裕、走向繁榮的基本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