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 我國“人口紅利”已近尾聲？

每經實習記者  胡巖

話題緣起

        今年以來，由于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于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

        為什么會出現“民工荒”？新一輪的“民工荒”，是不是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已近尾聲？如果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難以為繼，將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預示著經濟格局正在變化？能不能倒逼企業去升級產業？在產業轉型艱難突破的大背景下，如何解決“民工荒”？《每日經濟新聞》邀請學界和業界的3位專家為您解讀以上問題。

逼近“劉易斯拐點”

        NBD：有專家稱中國的“人口紅利”階段已近尾聲，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在未來幾年將會出現轉變。據新華社報道，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已在不斷降低，預計3年后將會“見頂”。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是否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

        劉元春：過去20多年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可觀的  “人口紅利”。但是，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人口紅利”的貢獻也將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而逐漸減弱。長期人口結構的變化，在短期內就表現為勞動力的缺乏。從目前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民工荒”來看，并不是缺技工，缺的是普通工人。

        汪小勤：中國現有的9.5億農村戶籍人口中，有5.3億勞動年齡人口，主要包括農民工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兩大部分。其中真正從事農業產業的勞動力，約為3.2億。據農業部估計，上述3.2億農業勞動力中，目前仍然還有1億左右的剩余勞動力，有待于轉入非農產業。在這樣的情勢下，還不能說中國已經走到“劉易斯拐點”，只是逐漸逼近拐點。

        NBD：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如果廉價勞力難以為繼，“劉易斯拐點”是否帶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具有比較優勢的根本性轉變，換句話說，勞動力供給的變動是否將倒逼產業升級？

        劉元春：用工短缺對加工制造業會造成一定沖擊，在某些地區甚至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民工荒”持續發生并加劇，企業的自發調整就很可能改變區域的產業布局。實現了結構調整并保持了競爭力的企業生存下來，無法適應的企業則可能關閉或轉移。

        汪小勤：經濟衰退的時候，企業要考慮生存，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如選擇多用一些機器替代人工，增強市場競爭力。同時，當企業的這種行為成為行業內的共同選擇時，已有的勞動者和產業結構調整后的勞動力需求不匹配，產業結構就要進行調整。從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實體經濟的角度看，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沿海地區，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企業，這些企業有一部分已經開始采用機器、資本替代人工勞動。

        NBD：從專家的觀點可以看出，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于整個經濟大戲的挑戰是巨大的。那種粗放的、低水平的、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增長點，將面臨嚴重的萎縮。

經濟也面臨“重生”

        NBD：廣東省就去年初提出了“騰籠換鳥”式產業轉型，轉型的同時也致使企業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轉移，普通農民工供給不能與之對應，進而出現結構性“民工荒”，如何看待農民工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劉元春：珠三角一直是“民工荒”問題的一個縮影。目前，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轉型勢在必行，在內地招工工資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當的情況下，企業要走自主創新路，要生產高附加值產品，不能再走靠廉價勞動力獲得利潤的老路子。

        汪小勤：廣東省曾提出要提高珠三角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的外省農民工有學歷、年齡上的要求，如一些制造企業規定女工年齡不能超過26歲。在“民工荒”背景下，如此矛盾的現象說明中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并不缺民工，缺的是低薪、處于最佳人口紅利年齡的民工；缺的是能夠提升民工薪酬的企業與經濟結構。

        吳柏純：高素質的員工隊伍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但按照今年的訂單量來看，公司勢必要擴容才能滿足供貨需求，可公司目前的勞動力缺口還有近千人。招短期工和生手雖然可以滿足一時之需，但要付出巨大的培訓成本，而且還要有一個熟練的過程。

        說白了，“民工荒”不是農民工數量不足的問題，而是工資高低的問題。你大幅度提高待遇水平，自然能雇到合適的人，但這不是企業和農民工討價還價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企業和全世界其他企業的“討價還價”的問題。

        NBD：在很多專家看來，因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無可避免，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一場“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術含量的增長點，該萎縮的盡管讓它萎縮；那些僅僅看重我們廉價勞動力的資本，該走的盡管讓它走——丟掉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們能夠實現產業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把傳統制造業改造為先進制造業，提高核心競爭力。

勞動力結構性錯位

        NBD：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已占有相當比重，這些人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廠”的“80后”、“90后”，并無農業生產經驗，同時又未能完全融入城市。他們無論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加劇了農民工問題的復雜性，怎么看這個問題？

        汪小勤：隨著農民工群體的結構更新換代，以后“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會逐漸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他們更關注薪金高低、企業的前途、工作環境、發展空間。如果珠三角、長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還不隨之提高，“民工荒”將從經濟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如今，許多企業對民工的態度在慢慢改變。改善工人福利成為許多企業的選擇，加強技術工人的培訓也日益受到重視。

        吳柏純：新興產業也需要具有相對高素質的工人，但很多年輕農民工的素質不達標。我們企業有二百多名年輕人，基本都在二十多歲，有的只有十幾歲，都是早早地輟學。雖然他們的腦子要比父輩靈活，但散漫、紀律性不強是顯著的特點，能吃苦耐勞的不多。如果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訓，這些農民工將很難適應新的勞動崗位提出的新要求。

        此外，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群體還存在一個結構性問題，另有相當部分的年輕人學歷越來越高，但技能并不一定高，而現在企業需要的是大量的一線工人，這就是為什么年輕人不論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就業都難。

        NBD：已經有專家提出，“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目前我們面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  “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倒是在增加，但質量并不樂觀），這更加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需加快推進城鎮化

        NBD：每年春節前后，為數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都要在城鄉之間往來遷徙。無論流入地還是流出地，由于整個公共服務體系的缺陷，“民工荒”和“失業潮”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那么這是否凸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失衡？

        劉元春：按照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工業化推進，中國城市化率已經提高至45％。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然而，城市化的標志絕不是簡單的城市建設和人口規模的擴張。只有當這些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為就業穩定、生活體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事實才真正改變。唯其如此，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才能進一步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

        汪小勤：中國的服務業嚴重滯后于制造業，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正是這些因素造成農民工就業和發展空間狹小。如果兩者協調發展，就不會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動；而農民工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也乘勢將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并未真正將農民工納入考慮，戶籍制度遲遲未敢對農民工開放，相應的福利制度形同虛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推動城鄉統籌”方面著墨甚多，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作為城鎮化的重點，提出將符合條件的農村人口轉為“城市居民”，有望解決城市化滯后問題。

        NBD：實際上，“劉易斯拐點”是形成一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良好契機。一方面，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這就需要我們在保護民工權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強教育供給，尤其是職業技能教育供給，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水平，滿足產業升級后的勞動力市場需求。

        過去20年，我國主要是通過廉價勞動力完成“原始積累”，而今，重新定位中國的勞動力價值、改革現有工資制度成了不容回避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專家表示，根本之道還在于繼續深化改革，推動“城鄉統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否則，不僅沿海地區，甚至全國都可能將為此付出代價。

　對話記者　  　

每經實習記者：胡巖

　對話嘉賓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

學院副院長

汪小勤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

學院教授

吳柏純  深圳市柏帝電子有

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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