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超：心態歸零，收拾行囊再出發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劉林鵬 岳琦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劉林鵬 岳琦 發自成都

國內外經濟形勢風云變幻，高新區始終在中國的經濟軌跡上領軍前行。如今，國內新一輪經濟變革箭在弦上，作為中國首批國家級高新區，成都高新區再次發軔，三次創業藍圖浮出水面。

就此，10月29日上午，《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了中共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區黨工委書記劉超，試圖解讀中國經濟轉型中的 “高新區模式”，以期對國內上百個國家高新區，以至上千家各類新區產生借鑒意義。

雖然劉超到成都高新區上任僅半年多時間，但在兩個半小時的采訪過程中，他對于成都高新區20多年的創業家底爛熟于心，對未來發展的創新優勢亦是如數家珍。三次創業上萬字的內容，劉超表述起來條理清晰，邏輯縝密，從不看文稿。

42歲的劉超和藹謙遜，談起三次創業時意氣風發，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詳細地描述了成都高新區7年后的萬億藍圖。而當談及在很多人看來很遙遠的國內外經濟新形勢時，劉超表情凝重，成都高新區在全球經濟脈絡中的挑戰和機遇時常牽動著他的心弦。

“我們就干這個的，應該走在最前面，當好排頭兵。”

NBD：成都高新區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快，在這樣的形勢下為什么會提出三次創業的構想？

劉超：我們提出三次創業主要是基于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何應對這種挑戰，我們要積極思考，主動選擇。

NBD：是什么樣的變化讓成都高新區開始“居安思危”？

劉超：當前，我們正面臨著世界經濟深刻調整帶來的新挑戰。這對我們的發展影響是直接的，而且是巨大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以振興制造業和發展新興產業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使得全球實體經濟競爭態勢出現新變化。

一部分跨國公司的制造企業向發達國家本土回流；另一部分制造企業或制造環節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轉移。在這樣一種回流、轉移的情況下，我們對外開放，承接產業轉移實際上就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過去要來（投資）的，人家現在可能不來了；過去到這兒來（投資）的，現在可能有新的選擇，所以，我們就面臨著雙重的競爭。此外，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有所 “抬頭”，這給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也帶來巨大影響。總之，全球經濟分工正在重新定位，全球市場關系正在重新調整，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NBD：挑戰與機遇并存，對于成都高新區來說，這種變化帶來的更多是挑戰還是機遇？

劉超：更多的是機遇。當前我們正處于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前夕，機遇無比珍貴。中央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判斷，并且做了安排和部署。技術變革的周期越來越短了，這一輪的技術革命可能更多集中在資源和能源、健康、先進材料和制造等領域，每一個領域的技術突破帶來的都將是重大的產業變革。

新的經濟形勢，讓我們與發達國家和國內先進地區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給我們提供了迎頭趕上的歷史機遇，使我們能夠有機會在一些有基礎、有條件的領域搶占制高點，實現跨越發展。所以我們提出三次創業是適應國際經濟格局調整變化的一個客觀要求。

NBD：那么，從國內的經濟形勢來看呢？

劉超：近一年來，以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標志，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中央、省市對經濟發展的思路有了比較大的變化，這也給地方的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中央提出，只要經濟運行平穩并處于合理區間，政府就會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自我調節的作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從中央的部署來看，是希望有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讓大家去轉方式、調結構。

在落實國家這方面政策上，各地的高新區，當然包括成都高新區，應該走在前列，應該發揮作用，應該擔負責任。這就是我們的責任意識、使命意識。我們就干這個的，應該走在最前面，當好排頭兵。

此外，四川省提出實施多點多極支撐、“兩化”互動城鄉統籌和創新驅動三大發展戰略。成都市提出要著力推動經濟提質升位、城市轉型升級，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成都高新區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成都市的52%，占全省的三分之一，顯然在省、市發展大局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擔負著重要責任。成都高新區必須發揮作用，帶頭落實。

面對國家和省、市轉方式、調結構等經濟政策新走向，我們必須主動有作為而不是被動調整。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二十多年發展成就的取得，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未來的征程還很漫長。

NBD：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意味著高新區的轉型對于整個國家的經濟轉型意義非凡？

劉超：實際上，國家對高新區是寄予厚望的。高新區的第一要務是什么呢？就是發展產業，是“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所以，最有條件轉方式、調結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恰恰是高新區。

今年8月，習近平同志到大連高新區考察；9月30日，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安排在了中關村——我國第一個高新區。習近平同志在中關村就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講了五個方面的要求。為什么不在大學、研究所等地講，而選擇在高新區講？我感覺中央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上，對于各地的高新區是寄予厚望的。

NBD：國家提出調結構也要穩增長。對成都高新區來說，肯定也有增長的目標，調結構和穩增長會不會有一定的沖突？

劉超：現在很多人都容易把這兩個方面對立起來，覺得好像調結構就必須要把增長速度降下來，實際上也不見得。我覺得還是可以實現既調結構也穩增長，當然在調整初期可能會需要犧牲一定的速度，這在不同的區域也有差別。但是我覺得在成都高新區這個問題并不突出，我相信在全國高新區都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止步不前，別提世界一流園區，可能三流都進不了。”

NBD：剛剛都在說外因，三次創業是否也是有內因驅動？

劉超：三次創業是成都高新區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必然選擇。歷史地看，成都高新區確實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是即使沒有任何差距和問題，難道它就不需要發展了？就不能再求進了嗎？就像20多歲的小伙子，現在很結實、很棒了，就不需要成長了嗎？不要說20多歲，30歲、40歲、50多歲也還要發展。

NBD：橫向來看，還是有一定差距？

劉超：對。最關鍵的是，成都高新區發展中還是有一些問題的。橫向和國內的先進的高新區比，比如說中關村、深圳高新區，特別是和國際上一些發達地區和園區比，我們還是有差距的。我們的整體發展水平還不高。比如，科技創新領軍企業，像華為、中興這樣的領軍企業并不多；又如，我們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建設也沒有完全跟上。

最關鍵的是在我們的隊伍中，我們的干部能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能夠看得到這些問題，看得清這些問題，認真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勇于破解這些問題。

把三次創業由“規劃圖”變成“施工圖”，由共同愿景變成美好現實，關鍵也在人。很多人覺得，“高新區不錯，還創什么業啊”，這種情緒在干部隊伍中是存在的。這種驕傲、自我滿足帶來的是什么呢？懈怠、不思進取，我覺得這是要不得的。所以我在開全區工作會時專門講“以創業的精神推進新時期高新區各項工作”。

如果說我們滿足了，止步不前了，很快就會被發展大潮淹沒，別提世界一流園區，可能三流都進不了。所以我們強調要創業，要反驕破滿，老想著成績心里就滿了，就沒有前進的動力和方向了。

NBD：對成都高新區來說，什么是創業？

劉超：高新區的精神內核就是創新和創業，落點是創業。我的理解是在已有基礎上開辟新境界，以歸零的心態收拾行囊再出發，這就叫創業。

其實叫三次創業、四次創業或是五次創業這個都不重要。關鍵是要樹立新目標，研究新舉措，開辟新境界，開啟新征程，推動社會經濟邁上新臺階。

NBD：三次創業的具體方案是如何提出的？

劉超：提出三次創業也不是我個人，或者幾個人拍腦袋拍出來的。這是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提出來的一個總體思路。經過了幾個月的醞釀、準備、調研、論證、務虛會、專題會等環節，我們到企業、社區，大量、充分地聽取了各個方面的意見。

將來要打造的七大產業集群，這更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我們聽取了專家的意見，立足于成都高新區的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并參照了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大規劃，使其建立在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基礎之上。

科技部的領導曾來調研，他們是非常希望高新區能進行一些探索的。我們是非常慎重，非常認真，力求科學地提出三次創業的總體思路的，實際上我們也是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

“傳統意義上，高新區往往意味著工業廠房林立，而現在，高新區更應該體現四態合一的城市新面貌。”

NBD：成都高新區的三次創業目標是什么，是如何確立這樣的目標的？

劉超：2006年，科技部在全國選了包括成都高新區在內的6個高新區，作為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試點園區，確定創建的時間節點就是2020年。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是在2020年，四川省“兩個跨越”的階段性時間節點也是2020年，所以我們都一致行動起來，這次定的目標就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

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有一個總量的指標，通過 “三步走”，到2020年實現工業總產值超過10000億元，產業增加值超過3000億元。

總量是基礎，沒有總量就沒有結構，所以總量我們還是要強調。關鍵在于，我們同時突出強調了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指標，就是財政總收入和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指標，就是GDP和工業總產值在成都市的占比，這體現我們在成都市的龍頭地位和作用不斷增強。

NBD：在三次創業中，應該主要是發展產業，但成都高新區還提出建設“文明和諧首善區”，這如何理解？

劉超：過去的概念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就意味著產業，就意味著科技，但是我覺得這個觀念要變了。全國的高新區經過20多年的發展，尤其是第一批20多家國家級高新區，到現在不能再僅僅說經濟發展，同時也要說社會建設。

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了，才更有利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所以我們也極大地豐富了“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內涵。我們在一些具體的戰略部署方面，不僅僅是針對產業、科技和招商引資，過去談得更多的是產業發展、科技創新、對外開放，頂多再加一個城市建設，但很少提及社會建設。實際上，在成都高新區范圍內有78萬人口，高新區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經濟發展不是最終的目的，發展是為了什么？發展還是為了人民能夠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這才是最終的目的，如果目標就停在了經濟發展，我覺得可能會出很多問題。

NBD：這是一種高新區版的“產城融合”創新？

劉超：三次創業就是以“兩化互動，產城融合”為總路徑，這也是我們在高新區理論發展方面的一個探索、嘗試，也可以叫創新。

以前都是工業廠房堆到一起，就叫高新區，我們現在是讓產業和城市共生共融。傳統意義上，高新區往往意味著工業廠房林立，而現在，高新區更應該體現四態合一的城市新面貌。“四態合一”指的是現代化的城市形態，高端化的城市業態，特色化的城市文態，優美化的城市生態互相關聯、有機融合。所以“兩化互動，產城融合”的路徑選擇也體現了我們的一種創新。

我們提出，要讓轄區居民過上好日子、享受好生活。在推動經濟加快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建設，提升社會文明程度，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讓轄區居民共創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擇商選資的意識要一直有，不是放到筐里就是菜，誰想來就來的。”

NBD：成都高新區三次創業中提出創新驅動和內生式增長，這是否意味著高新區傳統的招商引資策略將不再需要？

劉超：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是需要的，而且這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不矛盾。招商引資關鍵是看你招什么、引什么，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也可以實現轉方式、調結構，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目的。

自主創新不是自己關起門來創新，而是要在推動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加強對外特別是國際交流，在開放中推動自主創新。所以，招商引資招什么？招才引智、招大引強，招科技含量高的項目，招質量效益好的項目。對于成都來說，對于西部來說，沒有招商引資也是不行的，沒有總量哪有結構？

NBD：下一步的招商策略是什么？

劉超：我們還要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要圍繞產業主攻方向，著眼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實施專業招商。堅持規模招商與效益招商并重，強鏈招商與補鏈招商結合，進一步強化擇商選資意識，促進招商引資工作轉型升級。

擇商選資的意識要一直有，但不是放到筐里就是菜，誰想來就來的。高新區的招商引資一定是要招好的項目，因為我們的空間是有限的，我們重點是要提高單位土地面積上的效益、產出。

NBD：你也提到，我們的空間是有限的，在這種局限下，成都高新區新提出的發展七大產業集群，需不需要“騰籠換鳥”？

劉超：實際上，我們并沒有拋開現有的東西另搞一套。這次確定的七大產業集群都是立足于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進行科學分析后提出了的，只不過按照新的要求使它更加規范，在過去的基礎上適當地進行了拓展。

NBD：對區內已有的企業來說，會不會存在被請出去的情況？

劉超：企業對三次創業是非常感興趣的。三次創業不僅僅是為高新區繪就了藍圖，也是為企業發展，為每一個成都高新人的發展提供了舞臺和契機。

在三次創業過程中，如果企業的技術和產品落后了，我們會出臺相應的政策，推動企業轉型升級。企業如何利用三次創業的契機推動自身的發展，這個是企業需要考慮的問題。目前來看，企業反響非常強烈，他們都非常看好三次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