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啟動新一輪土改 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新華網合肥11月25日電(記者 蔡敏 朱青 曹凱)盡管兒女都不在身邊，50歲的安徽宿州農民沈加亮今年再也不為15畝地的耕作而發愁了。

得益于在當地推行的土地流轉信托，他家的耕地通過中信信托流轉給了安徽帝元現代農業投資有限公司來建設一個現代農業循環經濟產業示范園。沈加亮每畝可以得到相當于1000斤小麥的承包費，合1000多元錢，差不多抵得上自己以前種地的收入。

今年10月10日，中信信托推出了全國首只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信托計劃。該計劃在不改變農村土地用地性質的情況下，解決了農村土地流轉過程的利益和權益分配的難題。沈加亮不僅可以得到地租收益，也將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不久前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決定》提出，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正啟動新一輪土地制度改革，它將扭轉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的現狀，使土地轉化為可以為農民帶來財富的資本，從而使農民真切地享受到改革所帶來的市場紅利。

“新一輪‘土改’由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結合共同推進，它將使農民以產權保生存、以產權謀發展，從農村突破，向城鄉一體化總目標邁進。”長期在農村調研的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張德元說。

在中國現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國有建設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交易市場，實行市場定價。而農村土地屬于集體，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農村建設用地要想流轉，必須通過國家征收轉換為國有性質才可以交易。這種城鄉同地不同權、不同價的二元結構下，眾多農民無法公平地分享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收益。

據國家統計局2013年初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底中國農村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而“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占比不足8%，遠低于城鎮居民水平。

安徽省靈璧縣虞姬村村民在政府統一規劃建設的新宅前，張望著旁邊正在建設的“虞姬文化園”。他們曾經的“大田”以每畝2萬元左右的價格被統一“開發”，未來一座占地300畝的旅游項目將矗立其上。

官方數據顯示，這個項目建成后每年帶來的旅游收入超過五百萬元。很顯然，為此失去了土地的村民們只獲得了很小一部分收益。類似虞姬村的事例在全國各地十分普遍。

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土地財政”，違法違規強制征地、拆遷現象時有發生；個別村干部私自處置集體資產和增值收益……這些都讓農村征地、拆遷引發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近年來不斷出現。

張德元指出，新一輪“土改”強調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從另一方面暗示著地方政府可能逐漸從直接參與土地交易中抽身而出，完成向“公共服務提供者”角色的轉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分析指出，農村土地一旦確權進入市場流轉，農民可以成為投資者，利用市場化機制對土地實現資源配置，從而創造出更多產生財富的資本源泉。

事實上，在此次全會之前，中國各地已經開始悄然“吃螃蟹”。就在全會閉幕前夕，福建廈門集美一農村宅基地以溢價44%成功拍賣；海南省也研究提出“經批準納入流轉試點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自主開發經營，用于旅游、農貿市場、標準廠房等非農業建設。”

35年前率先打破“大鍋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安徽省再次邁出先行探索的路子，本月12日發布《關于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將堅持自愿、有償原則，探索建立符合農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補償激勵機制。

不過，對于宅基地進入市場流轉交易，沈加亮還不敢輕易行動。“眼下我在城里還買不起房，更談不上徹底落戶了，如果再沒了老家的祖屋，將來真是連個自己的‘窩’都沒有。這個風險不敢冒！”他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強調，農地入市的前提是實現城鄉居民身份的平等。“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實現權利的平等，比如農村人口可以享受和城里人同樣的社會保障及教育、衛生資源，農民有條件在城里安家落戶。當下，首先要逐步統一城鄉各方面的社會政策。”

張德元也認為，新一輪土地制度改革因其廣度、深度前所未有，難度特別大，風險也很大。雖然“不破不立”，但要警惕可能會帶來的無序運作、工業化和城鎮化沖動、新形式的公權力侵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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