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資性收入增幅“垮降” 多地動用政策工具促增收

每經記者 張雯 發自北京

在農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資性收入，已悄然下滑。

數據顯示，2012和2013年，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名義增長分別為16.3%和16.8%，而2014年僅增長9.8%。事實上，在經濟運行步入“新常態”的壓力之下，農民增收已出現了多項挑戰。

農業部經管司司長張紅宇日前撰文指出，農業比較效益低、直接補貼等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增長空間有限已成為新常態下農民增收的新問題。

張紅宇認為，應以政策創設促動農民增收，其中，價格政策是對激勵生產、保障農民收入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信息發現，在工資性收入增幅下降的客觀環境之下，已有多地出臺政策，擬從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角度入手，加碼農民增收。

去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僅增9.8%

在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四大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以占比40%的平均值，成為農民收入構成中占比最大的部分。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步入快速發展時期，此時，伴隨著鄉鎮企業和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轉移就業，工資性收入在農民收入構成中越來越發揮主導性作用。

在若干城市，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絕對大頭。

 “北京郊區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約占其總收入的65%左右，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北京市農委副主任李成貴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但以增速而論，財產性收入是農民的4個收入來源中增長是最快的，其原因是北京在農村實行了股份制改造，分紅這塊在去年增長比較快”。

而在農民收入構成中，占比最大的工資性收入已在去年出現了增幅垮降。

數據顯示，2012和2013年，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名義增長分別為16.3%和16.8%，而2014年僅增長9.8%。張紅宇認為，一方面農民工外出數量增幅已經顯示出逐年遞減的現象，2011-2014年，農民工外出數量分別增長了1055萬、983萬、633萬和501萬，增幅逐年下降；另一方面，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進一步放緩，在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增長也將受到一定影響。

以政策工具帶動農民增收

根據張紅宇的判斷，農產品價格預計在6~8年后突破配額外進口到岸稅后價，而大豆、糖料、豬肉、牛肉、羊肉等進口敏感產品，價差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成本“地板”的抬高，與價格“天花板”的下壓，帶來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空間的收縮。而在給農民的補貼等轉移性收入方面，根據加入WTO承諾的農業產值8.5%“黃箱”補貼上限，現在也已逼近黃線，未來增長空間有限。

經濟運行“新常態”壓力之下，以政策工具帶動農民增收有望納入多手段聯動。張紅宇認為，從農業投入、農產品價格、農業補貼、農村金融、農業保險等政策手段方面，將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而當前多地已有政策性工具出臺，以提升農民收入水平。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天津日前出臺的《2015年促進農民增收政策措施》中發現，加快農民轉移就業、推進現代都市農業建設，調減糧食種植面積，加快推進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使農民有條件享有更多財產性收入，成為天津擬在2015年使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0%的主要政策性手段。

事實上，在各類政策工具中，價格政策對激勵生產、保障農民收入的效果最為直接。張紅宇認為，當前價格政策的核心是理順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為保供給促增收提供有效支撐。應堅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方向，繼續執行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積極開展農產品價格保險試點。

而在農村金融方面，需創設更多面向農民的村鎮銀行、資金互助組織、社會性金融組織，形成商業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一體的農村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