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丨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應向“人才紅利驅動”轉變

每經記者 吳林靜    

每經評論員 吳林靜

今年各省市兩會期間，“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高頻出現的概念。北京要推動創新藥研發，杭州要發展高端裝備全產業鏈生態，蘇州要大搞納米新材料，廣東準備推動家電、紡織服裝等傳統優勢產業的轉型升級。

圍繞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落子布局，聚焦優勢產業推進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升級，各地努力在產業賽道上跑出加速度，把實體經濟做實、做強、做優。

產業轉型升級，是產業從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上升過程，是經濟競爭力全面提升和邁上新臺階的關鍵。在我國人口形勢出現拐點的背景下，邁向產業高端和發展高端產業顯得更加緊迫。

2022年末數據顯示，我國人口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此外，據人社部3月2日最新數據，我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峰值9.2億之后開始下降，去年末是8.76億人。

勞動力稀缺性日益增強，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底層邏輯應盡早從“人口紅利驅動”向“人才紅利驅動”轉變，支撐經濟走得更實、更穩。

在判斷地區發展質量時，作為地區生產總值與從業人員的比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為觀察城市未來能否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衡量因素。這一比值越高，則每個從業者的勞動對GDP增長的貢獻越大，其勞動的含金量也就越高。

一方面，筆者觀察到，在城市過去的成長過程中，經濟總量的跨越并不一定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躍升”。以目前同處“2萬億”梯隊的重慶和蘇州為例，2017年，重慶GDP突破2萬億時，勞動生產率僅為12.09萬元/人；2020年，蘇州跨越2萬億臺階，同期勞動生產率（26.99萬元/人）是前者兩倍有余。這意味著，同樣經濟體量下，蘇州的勞動含金量更高，重慶則更依賴“人口紅利”下的規模效應。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可喜的新變化，全國上下對“勞動生產率”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寫入了我國“十四五”規劃。落腳到九座經濟總量跨過2萬億的城市身上，提升勞動生產率同樣成為城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答題。比如北京，早在2018年，就“開國內風氣之先”，將勞動生產率列入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釋放出加大創新科技產業支持力度的信號。面向“十四五”，更多城市在提升經濟總量的同時，對“質”也給出了相應的發展目標。蘇州提出GDP目標增速為6%左右，勞動生產率目標增速為6%；成都提出GDP目標增速6%~8%，同時也明確了勞動生產率增長要高于GDP增長。

具體到實施環節，產業的轉型升級、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絕不是簡單的招大引強，不能只盯著別人的項目好、技術強、企業優，總覺得“墻外的花更香”。

外引與內培同樣重要，放在全國都處于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轉型期來看，在城市、城市群或者一定區域范圍內，構建好多點支撐、多業并舉、多元發展的產業發展格局，匹配本地“潛力股”的產業升級配套需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更務實的方向。

近來，筆者在走訪科技型創業企業的過程中就發現，在一些后發城市，本地雖有一些看起來體量已發展得不錯的支柱性產業，但細分領域的配套并不健全。當地的創業企業另辟蹊徑在先進技術上取得了突破，想在本地孵化、落地、成長，卻得不到相關產業生態的支撐，還是要轉回華南、華東等成熟地區市場。

對于后發城市而言，如果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空有地方政策、產業資金、低價辦公環境等外部要素傾斜，卻無法盡快形成與之匹配的產業配套助力企業迅速打入市場、融入生態，則難以在本地形成新興產業發展的良好態勢，也難以留存產業人才。到時候“煮熟的鴨子飛掉”，就尷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