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保公司出路在于探索“商業模式”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高翔 發自杭州    

每經記者 高翔 發自杭州

《每日經濟新聞》于9月11日曾經刊文《擔保公司整頓樣本：湖州融資性擔保淘汰四成，呼吁開啟放貸》，對湖州擔保行業的洗牌和整頓進行了詳細報道。按照湖州市信用擔保行業協會的說法，“由于擔保行業正面臨著政策和市場兩個層面的大洗牌，一部分實力較弱的中小型擔保企業紛紛倒閉或歇業，轉型成為擔保公司今后發展的必經之路”。

擔保公司該如何轉型？在擔保公司的市場競爭和轉型升級中，政府應如何定位？溫州金改，給擔保公司帶來了哪些契機？帶著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了浙江省信用與擔保協會秘書長盧紹基。

在浙擔保公司平均放大不到3倍

NBD：據我們了解，一些浙江地區的民營擔保公司盈利困難，收入無法覆蓋日常開支。在您看來原因是什么？

盧紹基：從我行業協會了解到的情況看，目前擔保公司平均收取的費率在2%左右。而擔保公司的客戶又是由于抵押物不足，被銀行篩選下來的，信用度不高，因此2%的收益無法覆蓋風險。按照往常經驗，一家擔保公司，擔保放大倍數5倍，才能達到盈虧平衡點。但實際情況是，浙江省有600余家擔保公司，注冊資本約400億元，一年的擔保量在1100億元上下，平均放大倍數不到3倍，并未達到盈虧平衡點。

NBD：而在另一端，銀行近年來卻獲益頗豐。擔保公司有無與銀行共享收益的機會呢？

盧紹基：宏觀經濟環境趨緊后，部分銀行提高了與擔保公司的合作門檻，更有甚者對擔保公司存在所有制的歧視。如某國有大行規定，與擔保公司合作時，對政策性擔保公司的合作授信規模可以達到注冊資本的5倍，而民營擔保公司只能放大到3倍。另一家國有大行曾規定，只與注冊資本1億元以上的地市級政策性擔保公司合作。而銀監會也是站在避免銀行風險的立場，來對擔保公司實施監管。

NBD：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正視，部分擔保公司存在超出經營范圍違規操作的現象。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盧紹基：由于擔保費率過低，無法覆蓋風險，同時銀行的合作門檻又較高，因此擔保公司無法做大業務量，難以盈利。同時擔保公司注冊資本金的80%須存在銀行作為保證金，只能獲得定期存款甚至活期存款的收益。因此部分擔保公司鋌而走險，打起了擦邊球。而打擦邊球就會有違規行為的發生。

關鍵在“商業模式”

NBD：在您來看，化解擔保公司困境的關鍵是什么？

盧紹基：關鍵問題在于“商業模式”。擔保公司根據自身情況和經濟環境，要摸索出一條做強做大的路徑。而政府的職責在于順應這種商業模式，為本身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擔保業務提供政策扶持，并為其正名。

NBD：從現有情況看，哪些商業模式是走得通的？

盧紹基：在浙江，擔保公司做得比較成功的商業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專心致志、干干凈凈做擔保業務。比如某民營擔保公司，放大倍數達到8倍，形成了規模效應，資本回報率達15%，為股東獲得了很好的回報。另一種是將擔保公司作為一個平臺，實現多元化綜合經營。同時股東們再另外成立小貸公司、投資公司等，為一些有成長性的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所謂“發現成長，培育成長，最后享受成長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雖然擔保業務本身不賺錢，但“功夫在詩外”。

NBD：擔保公司摸索出適合自己的商業模式后，政府的職責何在？

盧紹基：對于政府來說，就應該順應這種商業模式。我個人認為，首先應該明確擔保公司身份。目前，擔保公司屬于金融機構還是普通中介機構，并未明確。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影響執法，不利于擔保公司發展。其次，適當地給予財政補貼。不過，財政補貼只能給到溫度和熱度，無法解決長遠發展模式的問題。最根本的，是順應擔保公司的商業模式，而非一味地嚴厲監管。

NBD：華鼎、中擔事件被曝光后，擔保公司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部分擔保公司也確實存在違規操作的行為。您如何評價？

盧紹基：我相信華鼎、中擔只是個案，并非主流，不宜將擔保公司一棍子打死。只要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存在，擔保公司就有存在的合理性。

解決互保危機，應正視擔保公司作用

NBD：湖州市公安局在經辦了一系列涉擔保公司案件后，曾提出建議，認為應重新審視擔保公司的放貸行為，建議有關部門放開對在保企業短期過橋貸款和委托貸款，您如何看待？

盧紹基：我完全同意。我建議政府出臺文件，明確擔保公司可以開展對在保企業短期過橋貸款（期限不超過1個月、利率不超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和委托貸款等業務。

NBD：目前，對擔保公司的監管和行政審批，是各省指定一個部門。這就造成在不同省份，擔保公司面對不同的監管部門的局面。您認為該監管模式對擔保公司有何影響？

盧紹基：的確，目前不同省份的（融資性）擔保公司面臨不同的監管和審批部門，比如浙江省是由中小企業局進行監管，而一些省份是金融辦，還有兩個省份是財政廳。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擔保公司面臨不同的監管環境，面臨不同的寬嚴尺度。中小企業局將擔保公司視如己出，寓發展于監管之中，而金融辦則監管起來相對較嚴。舉個例子，江蘇有800多家擔保公司，浙江有600多家。而廣東同樣也是經濟大省，由金融辦負責監管，只有300余家。

NBD：溫州金改，對于浙江境內的擔保公司意味著什么？

盧紹基：我認為擔保公司要抓住金改的契機。首先，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擔保公司更能發揮自身作用。另外，溫州金改需要解決的就是“兩多兩難”問題（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而擔保公司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良好載體。不過，在金改的十二條任務中，并沒有專門論及擔保公司的條文，我認為是一個遺憾。

NBD：目前浙江地區中大型企業的互保危機仍未結束，債務如喉中魚刺，不拔不行。擔保公司在解決這場危機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盧紹基：我認為一些大中型企業由于互保而發生債務危機，恰恰是當時沒有重視擔保公司的作用所致。一些企業不愿意再支付2個點的保費，轉而找另一家企業進行互保，并自以為不會發生風險?；ケＤＪ降谋锥耸?，企業一旦出險，危機很容易蔓延開來。所以，是時候正視擔保公司所發揮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