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淵羨“漁” 粵遠洋捕撈掉隊十余年謀再“結大網”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郭榮村 賀文婷 廣州攝影報道    

每經記者 郭榮村 賀文婷 廣州攝影報道

作為傳統的漁業大省，廣東正迎來新的發展空間。

10月21日下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龍云在廣州會見了巴布亞新幾內亞議長佐倫諾克。在交談中，黃龍云特別提到，雙方要加強在海洋產業尤其是漁業和捕撈業上的合作。巴布亞新幾內亞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資料顯示，該國的捕魚區達230萬平方公里，是南太平洋地區第三大漁區。漁業資源豐富，盛產金槍魚、對蝦和龍蝦。

同遙遠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漁業合作，背后是廣東省正在把漁業發展的目光從沿海轉向遠洋。

逐鹿遠洋，向外海拓展，是廣東省海洋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部署。對此，在今年6月，廣東省政府發布《關于推動海洋漁業轉型升級提高海洋漁業發展水平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文件提到的重點之一就是拓展外海和遠洋漁業。

中山大學海洋學院教授賈良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從全國來看，由于過度捕撈以及污染等，近海漁業資源基本枯竭。如果要發展漁業捕撈，廣東必須要“走出去”。

向遠洋進發

在上述會見中，黃龍云稱，廣東與巴新的海洋漁業資源豐富，雙方在近海養殖、深水養殖、遠洋捕撈等方面的合作空間巨大。

廣東海洋漁業的目標不止在太平洋。為了適應遠洋漁業的發展特點，《意見》指出，到2015年，將建成大中型鋼質漁船2500艘，其中遠洋漁船300艘。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建設印度洋、南太平洋和東南亞遠洋漁業中心基地，積極發展東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公海捕撈。到2020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遠洋漁業企業達到10家。

發展遠洋漁業已經成為廣東各地的共識。

作為廣東省遠洋漁業水平最發達的深圳，早已摩拳擦掌。深圳市經信委海洋經濟發展處8月份提供給《深圳特區報》的數據顯示，深圳遠洋漁業水平位列廣東省第一，共有8家大型遠洋漁業企業，作業漁區覆蓋了中西南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延伸至印度、斯里蘭卡等國。近幾年該市遠洋漁業處于快速發展時期，計劃幾年內有200艘遠洋作業漁船。

今年5月，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局長文斌在漁業重鎮——江門臺山市調研時，鼓勵漁民“造大船、闖大海、賺大錢”，發展遠洋漁業。

“我們鼓勵漁民從國內捕撈轉向遠洋漁業，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漁業與遠洋捕撈處副處長孫啟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說。

近海漁業窘境

向海洋進發，廣東有著現實與深遠的考慮。賈良文說，廣東捕撈業的特點是船舶小，設施舊，缺乏現代化的捕撈設施。漁民大多集中在近海，漁業資源衰竭厲害。

10月15日，剛吃完午飯，年近50的吳伯就和老伴來到自己的木質小漁船上，開始清理漁網中遺漏下來的魚，為晚上出海做準備。“打不到大魚了，都是小魚。”吳伯說。這是記者在紅洋村看到的情景。

吳伯是廣州市南沙區萬頃沙鎮紅洋村的一位老漁民，紅洋村位于廣州市的最南端，毗鄰珠江口，這里不少人世代以打魚為生。

“魚都比較小，貴的魚幾乎絕種了。”紅洋村村主任丁炬文說，因為難捕到大魚、貴魚，有時出去一次，燒掉幾百元的油，本錢都賺不回來，更不用說漁網等損耗費用。

南沙地處珠江入海口虎門水道西岸，是西江、北江、東江三江匯集之處，海域咸淡水交匯，既有海洋屬性又有河口屬性，魚的種類繁多，漁業資源豐富，是我國主要經濟漁場之一，珠江口漁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即使如此，在這里捕魚，已經越來越艱難。

近海漁業資源日益枯竭，漁民們在近海沿岸打魚的收益日漸萎縮。

除了過度捕撈，環境污染可能也是影響近海漁業資源的一個原因。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今年3月發布的 《2012年廣東省海洋環境狀況公報》中提到，“廣州市近岸海域水質較差，主要污染物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和化學需氧量”。

值得欣慰的是，根據漁船功率的大小，漁民們能獲得國家的漁船油價補貼。在紅洋村，記者在公示欄中看到，補貼從幾千元到20多萬元不等。

廣東海洋大學南海漁業資源監測與評估中心學術帶頭人盧伙勝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了南海漁業資源的情況，他說，近海40米等深線以內是過度捕撈，嚴重衰退；大陸架得到充分開發；深?，F在還沒有開發。

在近海捕撈越來越艱難的背景下，《意見》于今年6月份正式出臺，鼓勵漁船走出去。

更進一步來看，孫啟勇認為，發展遠洋漁業可以參與國際漁業的競爭，如果遠洋船隊發展起來并達到一定規模，也可以提高我們對國際漁業的占有量。

從事海洋經濟研究十余年的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胡振宇博士認為，海洋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長遠發展。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海洋工作，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將“建設海洋強國”寫入大會報告。發展遠洋漁業，關系到國家的海洋安全。

落后的遠洋業

實際上，廣東遠洋漁業起步并不晚，在上世紀80年代末已經起步，在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國際金融、市場以及資源等問題，遠洋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到去年全省只剩下100多條（遠洋漁）船。”孫啟勇說。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以湛江為例，1994年遠洋漁業漁船達到177艘，但后來只剩下幾十艘。而遠洋漁業水平處于廣東省前列的深圳在2009年時只剩下4家遠洋漁業企業。

孫啟勇認為，現在無論生產規模、生產效益還是漁船的狀況，廣東遠洋漁業都較為落后。

山東大學海洋學院副教授王亞民說，廣東的遠洋漁業發展確實跟山東等地有差距，不太符合廣東的特點和特性。他認為，廣東是一個向外開拓型的省份，遠洋漁業的發展需要投入更大精力去做。

在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海洋漁業資源研究室主任邱永松看來，廣東遠洋漁業在全國比較落后，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因為廣東改革開放較早，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一些大的國營公司很早就已經解體了，而要發展遠洋漁業需要規模較大、資金雄厚的企業。

不過，廣東省并非沒有機會發展遠洋漁業。孫啟勇介紹，我國發展遠洋漁業需要國家的審批。去年下半年，中央出臺了一個發展遠洋漁業的鼓勵性措施（非公開），廣東企業比較保守，一定要看準、排除很多風險后才下手，結果全國新批準了大概七、八百條遠洋漁船，廣東只占了其中二十來條。

今年9月初，農業部下發通知，明確規定不再批準個人新建或購置遠洋漁船從事遠洋漁業生產，不再批準通過代理或掛靠方式從事遠洋漁業生產。

但廣東仍在積極尋求遠洋漁業發展的更大突破。

大投資高風險

王亞民說，雖然必須要走出去，但遠洋漁業的風險更大，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風險，商業、安全和外交。

為了使漁船走得更遠，抵擋更大的風浪，漁民以及企業首先需要改小船為大船。但造大船的資金并不是小數目，一條能夠滿足遠洋捕撈的漁船，造價動輒幾百萬、上千萬元。

胡振宇說，國家的思路也是 “上大壓小”，淘汰小漁船，建造大船，這樣才有條件進行遠洋捕撈。

但根據他的了解，一些地方的銀行抵押貸款存在某些問題，有的是漁船不能作為抵押品，有的則是抵押的金額非常低。這需要政府、漁業協會等多個層面協調。

賈良文也說，造一只船需耗資上千萬元，但保險公司知道海洋漁業的風險很大，很多不愿意承保這類業務。

除了造漁船缺乏資金外，岸上的漁業碼頭等配套同樣花費巨大。由于缺少大漁港，臺山的一些漁船回來后只能停靠在珠海港口。胡振宇說，深圳也有類似的情況，由于深圳臨海地價非常高，所以大的漁港碼頭建設速度比較慢。

賈良文表示，廣東缺乏遠洋漁業補給基地。他說，漁船出去必須要有后勤保障，比如說加油、水，青菜的補給等等，但廣東的遠洋漁業基地很少，目前只有斐濟一個。

此次《意見》有意解決此項問題，指出”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建設印度洋、南太平洋和東南亞遠洋漁業中心基地。”

人力成本也是遠洋漁業不可忽視的一項投入。即使沿海捕魚區，如廣州南沙區的紅洋村，愿意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丁炬文說，村里的漁民幾乎都在40歲以上，“30歲左右的才一兩戶，還是跟著父親出去。”

而從事遠洋捕撈的人更少。更讓人憂慮的是，遠洋捕撈跟近海捕撈操作方式不同，漁工正面臨斷層的危險。

“到國際漁場捕撈跟目前普通的近岸捕撈相差很遠，也就是說沒有熟練的漁業工人。”賈良文說。

有碼頭，有漁船以后，安全風險同樣不能忽視。實際上，農業部在今年9月初停止個人新建或者購置漁船的批準，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考慮到個人經濟實力和管理能力較弱，抵御風險能力不強。

王亞民認為，與近海漁業相比，在遠洋漁業領域，個人所面臨的風險和不足要更多，管理也確實需要更加嚴格。

遠洋業將整合

廣東省的思路則是通過整合的方式，培養龍頭企業，以帶動遠洋漁業的發展。

《意見》稱，要培育一批引領行業發展的海洋捕撈、遠洋漁業、水產品加工領軍企業，鼓勵通過兼并、重組、收購、控股等方式組建大型海洋漁業企業集團。扶持海洋漁業龍頭企業培育自主品牌，開拓國際市場，支持符合條件的龍頭企業上市。到2020年，具備開發深海漁業資源能力的龍頭企業達到20家。

但王亞民說，山東省大的漁業公司比較多，有些漁船都已經開到南美洲了。這種公司能夠自我消化對外開拓的風險，比如十只船，有兩只是虧損的，但剩下八只是賺錢的，那么，整體就是賺錢的。而廣東不同，個體和散戶型較多，抗風險能力比較差。他認為，要發展遠洋漁業，一定是大公司、大集團才行。

“發展的初級階段，這種小公司，散戶型是可以的，發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階段，確實需要重組或者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他說。

不過，賈良文認為，能把一些分散的漁船集中起來，也是一件好事情。不過他也擔心，目前漁船都是個體性質的，兼并重組就涉及產權、利益分配等問題，操作難度比較大。

他說，對于整合，漁民們的第一反應便是賺了錢怎樣分配，出了事怎樣分擔風險。所以他認為，政府一定要制定這方面的規章制度，使整合更有操作性和規范性。

但是，王亞民認為，跟山東相比，廣東發展遠洋漁業也有先天優勢。比如祖籍廣東的華人華僑比較多，如果找到合適的漁場，廣東可以跟其他國家或者華人共同開采當地的資源。

對于遠洋漁業大投資、高風險的難題，賈良文認為，政府層面要提供一定的保險基金，這樣漁民才能放心走出去。

在漁船抵押方面，賈良文介紹，國外漁船在建造的過程中，就能獲得銀行的抵押貸款，這給漁民減少了不少資金壓力，所以在國內，政府也要繼續推動這件事。

“政府應該采取一些保護性的措施。保障他們的安全，盡量降低他們的風險。”王亞民說。

對話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漁業與遠洋捕撈處副處長孫啟勇：

廣東遠洋業未來重點是通過入漁方式與周邊國家合作

每日經濟新聞 （以下簡稱NBD）：廣東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

孫啟勇：首先，廣東海洋捕撈業現在狀況不是很好，小的、舊的和木質的漁船比較多，使用的時間也比較長，導致漁船大部分只能在沿海生產，造成沿岸的漁業資源衰退得很厲害，漁船的效益也就不行了。另一方面，國內捕撈整體都不好，漁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響。作為政府，我們鼓勵漁民從國內捕撈轉向遠洋漁業，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其次，發展遠洋漁業可以參與國際漁業的競爭，遠洋船隊達到一定規模，也可以提高我們對國際漁業的占有量，當然，這對國內水產品的需求也是一種補充。

NBD：廣東遠洋漁業現在的生產情況如何？

孫啟勇：廣東的遠洋漁業發展得還比較早，從1989年就開始了，高峰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候主要是去公海抓金槍魚；90年代后期由于國際金融、市場以及資源等問題，遠洋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到去年全省只剩下100多條遠洋船。并且，在這十多年間，遠洋漁業的作業方式發生了改變，由于金槍魚的市場主要在日本和歐美，當時我們的遠洋合作主要依靠臺灣地區代理，臺灣的公司出了問題，也影響了我們的出口。從那時起，我們開始從金槍魚轉向其他經濟魚類，比如鯧魚、馬交，捕魚的方式也從抓金槍魚的延繩釣轉向拖網和圍網，作業的區域也從西南太平洋公海轉向周邊國家，比如印度、斯里蘭卡、泰國和孟加拉國。所以，上世紀90代年代中后期以后發生了三大改變，一是規模萎縮；二是作業方式改變；三是捕撈品種變化。

現在，廣東遠洋漁業在全國來說，無論生產規模、生產效益還是漁船的狀況，差不多是最落后了。

現在全省的漁業企業，估計從事國內捕撈的也就十家左右，曾經開展過遠洋漁業的企業可能就二十家左右，大一點規模的能有30條漁船，按每條800萬元算，大概兩、三億元的資產。

去年，整個國家的遠洋漁業漁船總量增加很快，大概有2000條左右，但廣東省幾乎沒有增加，大概是120條左右。

NBD：廣東如何保障遠洋漁業的發展？

孫啟勇：遠洋漁業是三高行業：高投入、高風險、高產出，在公海的大洋性漁業風險就更加高，這些風險包括自然災害、市場和資源狀況。而且現在公海遠洋漁業的捕撈產品相對比較單一，產品越單一，市場風險就越大。所以目前我們發展遠洋漁業的主要方向是過洋性。

遠洋漁業分兩種，一種是大洋性，一種是過洋性。過洋性就是以周邊國家為主，包括印度洋和東非一些國家，通過入漁的方式，即我們的漁船到泰國、孟加拉國去獲取他們的捕撈許可證，在他們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進行捕撈。這種方式要以當地漁港為依托，建設一些基地，一方面可以服務生產需要，另一方面，可能的話，發展后期的產業鏈，比如加工、運輸和銷售網絡，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意見》中提到，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建設印度洋、南太平洋和東南亞遠洋漁業中心基地。

NBD：廣東發展遠洋漁業的困境在哪？

孫啟勇：企業要發展遠洋漁業是需要國家來審批的。去年下半年，中央出臺了一個發展遠洋漁業的鼓勵性措施后，全國新批準了大概七、八百條遠洋漁船，廣東只占了其中二十來條。廣東企業比較保守，一定要看準了、排除很多風險后才下手，但北方的很多企業不是這樣的。

去年下半年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我們的企業動作慢了，今年他們意識到機會的時候，機會已經不在了。而由于全國其他省份遠洋漁船增加的數量比較多，漁船的審批就有所收緊?，F在廣東有其他行業的企業有意向遠洋漁業發展，但是國家審批收緊之后，就很難再進入這個行業。為此，廣東省政府也專門去了（中央），希望國家能給廣東一些支持。

另一方面，目前的合作方式風險比較高，純粹的民間合作使得企業容易受到當地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加之投入比較高，傳統的捕撈企業也不太容易進入遠洋漁業。

而且，現在整個海洋捕撈業都有一個難題，就是漁工難找。我們做過調研，現在在船上工作的漁工，除了傳統漁區，大部分年齡都比較大，最年輕的都要超過40歲。傳統漁區許多人世世代代都在船上打魚，但現在很多家庭父輩還在船上，小孩子們都開始在陸地上找工作了。漁工荒特別嚴重。一些船老板跟我們抱怨，老板難當，如果在船上生活條件不好、效益不好，沒人愿意工作。在休漁區，有些老板為了留住漁工，還要給他們發一些生活補貼。